袁國勇

袁國勇被無理批評事件簿 — 論香港政府的國師芝加哥學派(二十五)

袁國勇教授和三位港大教授日前在《明報》撰文,建議政府應先採用兩款中國科企有份研發的疫苗,受到不少批評。有人質疑他連番變換立場,亦有人指責他替質素成疑的國產疫苗背書。但細閱其文,便會發覺專家組的用意在於解惑,就像進行一次公共醫療的普及教育 — 第一、二段開宗明義,勾勒出這場抗疫戰爭的鳥瞰圖與前景,然後集中分析三種疫苗的生產原理、效用、副作用和風險等等。心水清者會看得出,袁教授等人對各種快速製成的疫苗抱有疑慮 — 例如文中這一句:「本港預先採購的三款疫苗中,有兩款所應用的科技平台乃新技術,從未在大型疫苗接種計劃使用。」

與其說跪低,或者玩語言遊戲,讓各界人士各取所需,不如說專家組一片苦心,結合各種主、客觀的條件和限制,以開誠布公的態度教化群眾,讓市民的知情權獲充分保障,再自行作出最合適的選擇。謹小慎微者會等到科興發表第三期臨床研究結果再作打算,愛國人士就會接受專家組意見,率先接種,以身作則。袁教授四人的進言,其實是權衡一籃子因素後所做的最佳政治示範。

但批評袁教授的人,不限於普羅大眾。自言擁有最純正芝加哥學派血統的經濟學者徐家健日前撰文,引用他口中哈佛傳染病學系教授米納的研究,多番質疑袁教授 — 黃國棟博士及後寫文回應,剖析徐的錯漏,指他連傳染病學(infectious disease)和流行病學(epidemiology)也搞錯。徐教授曾經抛他芝大老師莫里根(Casey Mulligan)的分析出來,說明令經濟停擺的抗疫措施不明智。黃博士則指,過了大半年,隨著事態已完全改變,他們的結論再也沒有 external validity。「徐君是犯了訴諸權威(argumentum ad verecundiam)和錯誤假設(false premise)的謬誤。」徐君,就是黃博士筆下的徐家健教授。

黃博士有幾點批評,值得讀者留意:

  1. 徐教授沒計算出不會令疫情失控的隱形播毒者數目,隨便作出使用快速抗原測試結果的政策建議,並不合理,是很魯莽的;
  2. 測試的目的是避免播毒,得益的主要是他人而不是測試者,為測試者提供了不誠實的誘因,也就是經濟學家常說的界外效應(externality)問題。徐教授沒處理不誠實的誘因問題;
  3. 徐教授完全忽略了那可能多達十多萬個的假陽性人士,他做經濟分析來制定抗疫政策,只顧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的相關數字,但漏了計算醫療系統崩潰的種種後果。

作為新一代意見領䄂,徐教授有責任對黃博士的批評提出有力的反駁,否則便認錯。皆因徐對袁教授的權威意見,對關乎全港市民安危的抗疫政策作出根本性質疑,如果這種質疑不成立,又不澄清,便等於讓錯誤的見解繼續散播開去,害人害物。當然,筆者無意視袁教授為聖人,不是說不能批評他,但要公允和合理。像徐質疑袁教授的考慮,純粹出於醫學角度,便犯上想當然的毛病。黃博士的分析,其實客觀上說明了一件事:醫務人員從公共政策的角度出發,並非沒有考慮政治經濟因素。在他們的思量當中,涵蓋的因素,比很多自以為是的經濟學者更全面,更周密。

徐教授的另一個大問題,是他的經濟學觀念太偏頗失實,只集中關注特定階層的利益,見樹不見林。面對凶惡疫情,如真的關心市民飯碗,想減低社會為抗疫所付出的沉重代價,並非只有放寬限聚令一途。其他可能性有,立法規定減租,要業主承擔合乎比例的社會抗疫成本,使小商戶經營壓力下降,更有條件與員工共渡時艱;又或開徵富豪稅,把額外收入用來救助深受疫情打擊的行業和打工仔女,乘機縮減貧富懸殊。為甚麼芝加哥學派的「國師」不提出這些建議讓政府和公眾考慮?是因為不符合徐教授口中的經濟定律,抑或開口閉口的所謂定律,只是一套有理論色彩、但與現實大有距離的恐嚇言辭,借學術光環包裝成科學真理,專為裙帶資本主義中的大商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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