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728

    【記香港.專訪】目睹四十年物換境遷 司徒元:香港曾顛覆中國人的生活想像

    紅線綿密,自由在彌留;香港人此刻仍然可以批評時政,但法律武器磨刀霍霍,沒有人知道頭頂的刀何時落下、何時收網、何時終局。

    「香港這種狀態的自由可以維持多久……以你認識的中國?」

    司徒元面容一貫肅穆,低頭,沉默了十九秒,才抬起頭回話。

    「半年?是否很奢侈?」

    他說,難以評估;此刻有種感覺,有一天做一天。

    「有線中國組」總辭之後,離而不散,幾近原班人馬加盟網媒《眾新聞》。記者們告別有線新聞大門那條略為夢幻浮誇的「時光隧道」,離開有線新聞似是一望無際的採訪室,《眾新聞》新辦公室裝璜平實,潛藏於長沙灣一幢工業大廈。

    再沒有駐廣州駐北京記者,也因疫情關係難以回內地採訪,但他們關注的新聞題材與以前看來分別不大,汶川大地震周年紀念講豆腐渣工程餘波、有冤無路訴又不畏死的內地民眾繼續報料,網民「起底」習近平與其女兒個人資料被重判十四年,香港傳統媒體不報,他們繼續報道。

    新辦公室內,中國組總編輯司徒元桌旁,掛着有線中國組團隊的全家幅;站在最前線的記者們,洞悉寒冬就在轉角,變故會隨時來臨。

    牆上合照,象徵一個時代,那個無拘無束、自由屬理所當然的時代。(區家麟攝)

    司徒元想起羅湖橋上那條黃線,往日返大陸採訪,他常叮囑同事,內地「敵我意識很強」,過了羅湖橋,背後像有好多眼睛盯著你,渾身不自在,心情如一條繃緊的弦。但回港時「一過羅湖橋,我就鬆一口氣,坐飛機坐火車都是,一踏入香港我覺得無拘無束……好深的感覺。」

    自由氣息瞬間大變,「香港畀我無拘無束的自由感覺慢慢消失。」近來,縱使身在香港,心情開始同樣繃緊。司徒元說,做新聞一向小心,但所謂「小心」,跟以前不同:「以前好小心,係(關注)準唔準確;而家好小心,係會唔會『瀨嘢』……」

    1970 年代廣州,後來有天恍然大悟

    加入有線新聞之前,司徒元在《新晚報》工作九年;加入《新晚報》前,他在廣州暨南大學讀歷史;司徒元的十多年學生時代都在廣州度過,但他出生於香港。

    1969 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司徒元被安排回國讀書,當時,他六歲。

    司徒元的父親司徒強,香港土生土長,讀傳統名校英華。那年代,中共港澳工委積極在香港拓展地下組織,共產主義理想感召不少年輕人,他父親司徒強與三伯司徒華亦曾被招攬。司徒元記憶中的父親,學業成績優異,本來可以入讀香港大學,但他婉拒學校神父提供的獎學金,選擇加入新華社香港分社(即今中聯辦前身),後來成為外事部副部長,乃少數幕後參與香港前途問題談判的香港「土共」幹部。

    「那時諗住返國內學習,既然是共產黨的官,不要接受殖民地教育。」

    時值 1966-67 年,文革風潮吹到香港,香港人稱「六七暴動」、左派叫「反英抗暴」,共產黨陸續送本地左派機構幹部子女回國讀書,包括外貿、文化、銀行、新華社等系統,本地幹部子女不能受殖民地教育洗腦 ── 司徒元一直以為是這個原因。

    街頭真假炸彈,四處警民衝突,六七暴動槍林彈雨期間,共產黨組織香港「土共」幹部子女回國讀書,司徒元是其中之一。(Photo by ROBIN LAM KIT/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六歲的司徒元,和哥哥感情要好,哥哥先他一步回國讀書,很是掛念,後來輪到他,聽到要坐火車有遠行,去找哥哥:「返到去是開心的,本來小孩子當作是旅行,怎知一去十多年……」

    年紀還小,文化大革命下的生活,他見過批鬥,但印象不深;最記得是 1969 年,時任國防部長林彪下達〈第一號令〉,全國備戰蘇聯,廣州家家戶戶都在挖掘防空洞。

    本來年紀小,香港又在遠方,沒比較就沒傷害,但司徒元記得,廣州的米粒是黑色的,物質環境還算可以,但米、油、肉都要配給,有時供應不足。香港的美好,常在朋輩的香港父母到廣州探望子女時聽到,和他同住的還有廿多個香港幹部的孩子,父母從香港帶來物資、又聽到他們說香港生活怎麼怎麼好。

    文化大革命初期,廣州街頭滿是革命標語,後來司徒元發現,現在說「愛國」的人,都不是他那一輩經歷過文革的人。(Photo by Richard Harrington/Three Lions/Getty Images)

    文革結束到改革開放之始,是思想大解放的年代,一切似乎有無限可能。司徒元在暨南大學讀書,竟然有國內大學生自己組閣搞學生會,這些「離經叛道」的事,令司徒元感到新鮮,他旁觀學生會競選辯論,一起喝采,心情興奮,但那是一種逆反、冒險的感覺,始終是顛覆了當時共產黨所訂的框架,總有點戰戰兢兢的不舒暢。

    直到他大學畢業回到香港,一切自由看似理所當然,他直接感受到香港的「正常」。

    「回來香港的最大感受,是講乜都無所謂,雖然說殖民地沒有給你什麼民主,但自由係值得珍惜的。」

    改革開放,帶給司徒元很大衝擊,首先是描寫文革創傷、一本又一本的傷痕文學。白樺的《苦戀》問,你愛國家,但國家愛你嗎?劉心武的《班主任》、戴厚英的《人啊,人!》、劉賓雁的《人妖之間》,文革浩劫躍然紙上,都是司徒元印象深刻的故事,他猛然醒覺「原來我過去幾年活在這樣一個世界」。司徒元熱愛歷史,在大學唸歷史,他回到香港後,重新認識自己中小學所讀的歷史,「基本上是謊言」。

    大悟一刻,要在十多年後的九七回歸,他與有線新聞團隊在北京採訪,進入天安門廣場需要公安特別批准,但採訪隊獨他一人被拒發證,他相信是因為早前同北京公安有爭拗被列入黑名單。當時有位相熟的北京官員挺身而出,親自為司徒元說情,司徒元記得清楚那位官員向公安說的話:

    「你說他不可信?他是自小被送回大陸做人質的!」

    「我猛然醒悟!X!我個身分原來係返去做人質!」這是司徒元在訪問中,唯一一字粗口。

    2011 年 7 月,司徒元(上排右一)與父親司徒強 (中) 及家人,出席三伯司徒華回憶錄《大江東去》發佈會。(Photo by May Tse/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1983:  當香港前途風起雲湧、深圳仍是一片爛地

    「人質」這概念,代表着當年的中共,看來並不完全信任香港招攬的幹部。當時「反英抗暴」很快失敗,「左派」陷於低潮,不得香港民心。「土共」子女被送返廣州作「人質」,難道真的是出於不信任?司徒元心裏一直有問號。

    改革開放後,在一段很長的記者生涯中,司徒元倒感覺到,中國官場上下以至一般老百姓,對香港記者,以至香港的文化風尚、知識經驗等軟硬實力,都非常信任又接受。

    1983 年,司徒元初入行,他主要跑中國新聞,當年特區開發是頭等大事,官員亦沒有架子,信任香港記者。司徒元記得,他曾試過登堂入室,直走進深圳市官員的辦公室看文件,有一次更涉及邊防人員參與走私,「整份材料放在面前,叫你自己睇啦,現在可以說難以想像。」邊防走私的報道亦能刊出。

    有這種待遇,同《新晚報》的黨報身分有關嗎?

    司徒元憶述,八十年代香港各媒體記者都受到很好待遇。1986 年,台灣機師王錫爵駕駛華航貨機投奔大陸,飛機停泊在廣州白雲機場,當年兩岸政府少接觸,是天大新聞,王錫爵後來被戲稱是「兩岸直航第一人」。香港記者湧到白雲機場停機坪軍事禁區拍照,全部被抓,新聞辦官員說一聲,立即獲釋。《基本法》起草期間,記者和中方官員同住一間酒店,平日出入有傾有講,記者可以直接打電話到官員房間問問題。八九年北京學運,四處是武警封鎖線,司徒元每次隨便亮出香港的記者證,說聲「香港記者」,兵哥就放行,不管你是什麼報館媒體。

    八、九十年代,香港記者常有機會於不同場合接觸主要官員與領導人。 (Photo by Tom Stoddart/Getty Images)

    那些年,香港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香港記者則是外國人窺探神州大地的耳目,每一年,大半的外資投資都來自香港,有新政策頒布,內地官員都很歡迎香港記者採訪。司徒元每周來回幾次深圳,奔波兩地,目睹深圳的荒蕪工地、蛇口的凌亂建築,一路蛻變至今。

    八九年六四鎮壓後,內地官員形容香港是「顛覆基地」,司徒元說,「顛覆兩字可圈可點」。

    「什麼叫顛覆?如何顛覆?早期香港人回內地,顛覆了很多事情,顛覆了人們對自己生活的世界的想法,當年香港歌曲在內地流行,是顛覆;香港人帶回去的先進管理經驗,一些經濟運作方式,也是一種顛覆,顛覆了原有幾十年計劃經濟的僵化,也是顛覆。」

    「現在再講香港對內地影響的優勢,未必再有,內地也未必想你有。」

    六四鎮壓十年後的維園燭光,內地官員曾稱香港是「反共基地」、「顛覆基地」。(Photo by RICKY CHU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1997:  回歸蜜月期,那些還有信任的日子

    1997,一個資本主義城市落入共產國家之下,很多人形容是香港大限,外國記者蜂湧來港採訪,要目睹香港之死,全數失望而回。

    司徒元眼中,回歸初期,更是香港與內地關係的「蜜月期」。

    司徒元做過《新晚報》、《快報》,1995 年轉到有線新聞採訪政治及中國新聞,一直以來站在新聞最前線,觀察中港關係。其中一件事,司徒元津津樂道,手機上還留住當年的節目片段。

    2002 年,有線中國組深入解放軍的大連及石家莊訓練基地,近距離全方位拍攝解放軍,連續十五日報道,再編成兩輯共一小時的專題。當時一眾行內記者甚覺驚訝,一來解放軍運作從來是高度敏感機密,各處軍事禁地不輕易暴露於鏡頭前;再說有線新聞當時算是敢於揭露時弊、有批判性的新聞機構,若解放軍需要宣傳,為何選擇有線新聞予其獨家拍攝?

    為什麼解放軍會讓有線新聞獨家拍攝,司徒元心裡曾經有疑問。(Photo by Guang Niu/Getty Images)

    當年是解放軍建軍 75 周年,有線中國組仝人一早藉着時機,向國務院港澳辦申請採訪軍隊,文書來回幾次,寫下了詳細計劃書,一直無回音,已經不抱希望,最後突然獲批。幾個主要要求,包括海軍大連艦艇學院、石家莊陸軍學院、國防大學都可以採訪,又安排了訪問軍人家庭、實地拍攝特種兵訓練、小型演習,甚至不同角度「拍到你滿意為止」,連去了旅順的軍艦都特意駛回大連,讓有線記者拍攝。

    「當時我們想不到(配合拍攝)到這個地步,若要我們畀油錢都畀死我哋。」司徒元笑說。

    但是這種官方配合的拍攝,容易變成宣傳節目,新聞專題內容有審查嗎?

    「當然作為軍隊採訪,我們要預先答應條件,報道如何寫他們不管,但所有拍攝的片段,要保密小組看過,有些訪問 soundbite 要刪去,有些場景不能播出,我相信全世界軍事採訪都相似。」司徒元說,每天採訪後,解放軍一個三人保密小組,會即時查看拍攝片段,告訴你那些片要刪掉,但為數不多。

    司徒元指,最重要是審片之後,記者編輯如何編寫新聞材料,軍隊再也不管;有線中國組的報道,找來了外國軍事專家做評論,也完全無問題。一些敏感話題,也照樣播出,例如記者採訪一位特種兵,問他將來要打台灣,你一定是先鋒,感覺如何?司徒元從手機找出片段播出來:那位小軍官當時呆了一呆,然後說我不希望中國人打中國人。「現在這個環境,我相信一定不能播出。」

    為何偏偏選中有線新聞?「當時奇怪,為何安排我們採訪?因為從來沒有媒體做過這件事。」後來他從相熟的官員口中得知,他們的採訪申請由中央軍委審批,司徒元還記得官員說的一句話:「其實我們中央電視台播出一段東西,宣傳效果都沒有你們好。」

    司徒元的理解是,其實內地官員非常明白,要傳播訊息較有效果,找一些不是「自己人」的媒體來採訪更有效。那時候,內地官員較信任香港媒體,司徒元說,論「聽話」,當時的有線電視可能是香港最不聽話的電視台,但只要你的媒體比較持平中立,即是中方官員信任你不會歪曲他們的話,就不需要干擾你的編輯方針,「他反而覺得,由你們講,外面的人會相信,入到腦。」

    當然,當時的中國官員有這些想法,也因為有自信,「好有信心我的是好東西,沒有什麼要隱瞞,我要講出來給人聽。」這種關係,也反映於回歸初期,香港記者在不同範疇都受「厚待」。例如領導人外訪,外交部總會預留位置給香港記者隨團採訪,溫家寶時代更特別抽時間見香港記者,他在外訪時晨早跑步,香港記者要跟、要求訪問,也不會阻攔。

    那時的信任從何而來?司徒元認為第一是社會風氣,在回歸初期,香港與內地關係屬於蜜月期,覺得香港媒體整體而言不會亂來;第二是有自信,「你見到江澤民講 naive 那一役,其實係真情流露,他可以在記者面前真情流露,代表對你們有信任;從另一角度去看,我可以忍你,不動聲色,轉頭 ban 你,現在就是除了特首向領導人述職,其他會議前拍照都不讓採訪。」

    2008: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看江澤民「教訓」香港記者的經典片段,也請留意 2000 年的時代,時任特首董建華上京述職,連同隨行官員,會面時與中央官員是平起平坐的格局。後來曾蔭權時代,出現曾特首面對中央領導人戰戰兢兢抄筆記的場面;及 2015 年,梁振英述職時,會議格局首次出現長枱,特首坐在旁邊一角,中央大員坐長枱盡頭主席位,突顯主次尊卑

    記者採訪領導人亦如是,近十多年來,已甚少見到當年記者藉會面場合「喊話」問問題的場面,採訪規定亦趨嚴格,很多時只准攝影師在場短暫拍攝。香港記者獲安排跟團外訪亦變得罕有,而電視台亦不想花錢花時間跟隨,因為根本不能近距離接觸領導人,有時「連影都見不到」,司徒元說:「跟得一兩次回來,發現未(親身)見過那位領導人,在國際會議場合只在會議中心翻錄(大會提供)片段。」

    回歸之初的「蜜月期」,慢慢消逝。司徒元覺得,2003 前,香港仍予內地民眾一個特別的形象,香港人既有參政的權利,社會又較富庶,內地人來香港也不容易,申請通行證手續繁複,但 2003 年沙士是一個較重要的分界線,內地人發現,「原來香港人不是如此有錢」,雖然未必屬實,在「內地媒體宣傳上,是『我們救了香港』,即是自由行……自由行有一點過度喧染了豪客來香港、久旱逢甘露,造成內地人對香港人印象大降……香港人非我們想像中如此富有、自信。」以往好像高高在上,原來不外如是

    仲夏的維港,2008 年,香港夜色依然燦爛。(Photo by James D. Morgan, Getty Images)

    另一邊廂,有關「五十年不變」,香港人也大夢初醒,時間大約在 2008 年。

    司徒元的記者生涯,一路跟進基本法草擬、政制談判、九七回歸,領導人講過香港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之後都不需要變。「香港人的解讀就是,香港五十年不變,中國在五十年後都發展到同香港一樣,一個開放自由的社會,所以五十年後,中國已經同香港一樣,也不需要變,潛台詞是:我(中國)變啦。」

    這並非一廂情願,共產黨也確實在變,司徒元舉鄧小平時代,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際上是抹去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界線,很多香港人眼中,意識形態之改變比胡耀邦趙紫陽做總理時更大膽;到江澤民時代提出「三個代表」,「潛台詞好簡單,資本家可以入黨,完全改變了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按照中共馬列主義思維,資本家怎麼可以入黨,你是剝削者嚟喎!」

    香港人也多次聽到,內地官員謂要「多造幾個香港」,司徒元說,有些人會覺得這樣說很膚淺,說香港不能複製,但那想法意思是內地很多地方實行類似香港的制度,多造幾個香港,不單只經濟,「香港人覺得始終隨住改革開放進一步發展,內地會變成香港一樣,無論政治制度,或司法等等方面,都會走到香港一樣,所以我們不需要擔心。」

    香港人的信任、樂觀,反映於時間跨度達廿多年民意調查,香港大學民意研究中心未被殺掉時,長年追蹤香港市民對中央信任度,2007-2008 年達到高峰值,信任度近六成,之後劇降。

    2008 年的轉捩點,發生很多事,汶川大地震曾經令好些香港人同聲一哭血濃於水,但之後揭發的豆腐渣工程,死者家屬與維權者反遭打壓;北京奧運曾經令香港人振臂歡呼,之後揭發了秘而不宣的毒奶粉事件,也帶來巨大反差。

    司徒元認為,毒奶粉事件造成了香港人對中國的厭惡感,後來到劉曉波發表零八憲章後陷獄,得諾貝爾和平獎後不能領獎等事件,「香港人終於發現我的期望是錯的,中國雖然不斷強調要改革開放,但這未必是很多香港人心目中的改革開放。」

    承諾與毀諾、信任與失信,一切愈演愈烈,以後的事,香港人都很熟悉。

    特區政府宣揚的融合願景,兜兜轉轉廿多年,逼出裂痕、敵意,甚至互相仇視。

    司徒元記得,1992 年深圳首次開賣股票,深圳民眾為了排隊輪候表格演變成騷亂,武警拉人;他在現場遇到的深圳人,知道你是香港記者,會安心把他們拍攝的菲林交出,他們不留名,也不是為錢,只信任香港記者會把消息傳出去。

    2019 香港反送中衝突之後,有線新聞記者在廣州遇上敵意的市民:「廣州有一隊採訪隊,做個好普通的街訪,也不是問敏感話題,都有人打電話報公安,說有香港記者在街上亂做訪問什麼什麼,公安扣押我們三小時,態度也差。」

    那是一股仇港情緒。

    2021:不願同流合污,不想默然同腐

    告別工作 26 年的有線新聞,司徒元離職當天,形容自己是最後離船的船長;這位船長,一早為整個團隊準備上另一條船,那不是救生艇,司徒元希望是「上一架更好的船,行得更快」,在《眾新聞》的平台上,「正正經經做中國新聞,不受政治力量或財團力量左右……無乜雜質,比較講真話,能保留這個節目本身已經有價值。」

    《眾新聞中國組》每晚節目的片頭,有一部老爺級數的殘舊電視機,《眾新聞》的標記從屏幕中跳出來,然後開始每晚約二十分鐘的中國新聞,「想表達我們跳出舊框架,走向一個新世界新領域。」司徒元常講,談傳媒,不要再講什麼「主流媒體」,什麼是主流什麼是不主流,現在「只是傳統媒體與新媒體之分」。

    2021 年 1 月 19 日,司徒元(持花者)在有線新聞離職日,離開工作 26 年之地,團隊新舊同事「接放學」。(Fred Cheung 攝)

    新媒體的其中一個優勢,乃能擺脫「老闆畀人嘈」的壓力;有些傳統媒體目標大,新聞選材難免有時要選些「正面」新聞,搪塞過去,向「上頭」交差。現在是《眾新聞》中國組總編輯的司徒元說,來到《眾新聞》,新聞選材「不考慮正面負面問題,我們的考慮是,新聞就是新聞,更講不上有什麼(正面負面)的比例,係三七開、四六開、五五波,(這樣計算)我覺得好荒謬,係講新聞價值本身。」

    疫症影響,難以到內地採訪,但官方訊息也有跟進空間。例如早陣子內地「脫貧攻堅」頭號政治任務,中央電視台報道陜西洛南縣「扶貧造假」事件,新建的扶貧房子根本沒有接駁水源,不能住人,村官十問九不知,一般媒體會照搬中央台報道,不過《眾新聞中國組》團隊多走一步,他們得悉該縣的扶貧官員,曾在二月底於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的「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中,獲表彰為「全國脫貧攻堅先進個人」,加入這資料,令報道更有層次。

    司徒元形容,這就是「增值」。但有時候,這時勢還膽敢報道,本身已經很有價值。

    四月底「惡俗維基案」宣判,內地網民牛騰宇被指在網上披露了習近平及其女兒的身分證等個人資料,遭重判十四年。《眾新聞》報道了事件,並訪問了牛騰宇母親及其律師,此事顯然有新聞價值,大部分亦是公開資料;不過翻查慧科電子新聞剪報,卻發現全香港眾多實體報紙,只有《蘋果日報》有追蹤報道。

    神州大地多少匪夷所思的新聞,不知不覺間,已消失於香港公眾視線中。

    「香港變得好快,我們(新聞)仲出到街,未被人和諧,但以後好難講。」

    這兩年間,香港僅餘的敢言傳媒,急速陷落,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做的傳媒公信力調查,市民認為最高公信力的三大電子傳媒,全遭整治,香港電台實行赤裸裸的審查,Now 新聞及有線新聞高層大換班。大機構的管理層級制度,編採工作方針由新聞主管控制,新聞主管人選由機構大老闆控制,大老闆之上,還有一個掌握「全面管治權」的大老闆。一切早已準備就緒,只待按一個鈕。

    在有線新聞的最後日子,合作廿多年的領導層逐一離職,最後換上名聲平平的「四人幫」。司徒元說,新管理層通常自己「閂埋房門」,無溝通過,最後拋出裁員方案。「裁員為了節省資源之餘,亦要保持原有戰鬥力……你裁員不是不分青皂白,一刀就斬落去,你是否應該想想,哪些要減省,哪些要保留,裁員不是為了整死新聞部。」

    司徒元早已盤算,若中國組有人被裁,他亦會一同離開。(Fred Cheung 攝)

    司徒元說,有些被裁員的,都是比較優秀的同事,不知新領導層什麼心態,「我只可以揣測:第一,他們不懂,他們不同人接觸,不同各部門主管溝通,以為自己好得意一刀斬落去就完事;第二,你是否有心整走骨幹、有心改朝換代要換血呢?」說起這些,司徒元還是一貫的厚道。

    他說,不願同流合污,不想默然同腐。

    他說,香港記者仍然有其價值。

    例如有線中國組宣布總辭後,他知悉有些廣東省部門甚苦惱,就是不知日後的「輿情報告」找什麼來寫,「真實」是有價值的。2015 年天津港危險品倉庫大爆炸事件,有線記者在天津一家醫院獨家訪問了總理李克強,天津市政府部門急忙找辦法,要安裝有線電視,「為何要看有線電視,我覺得中國官員及領導人,對於吸收什麼資訊,什麼是可信,他們很清晰;他們身處局內,好清晰,知道哪些是宣傳,哪些是真正反映到真實情況。」

    司徒元認為,香港記者與內地交往多,比起西方記者,較了解中國國情,但研判問題是時又沒有內地意識形態的框架,只要有心機做,會寫到有獨特觀點的報道。

    回想有線中國組多年來最出色的報道,司徒元認為是 2008 年的汶川大地震。有一幕他永誌難忘,當時記者呂秉權在綿竹市富新小學做直播,一大群母親捧着去世孩子的大頭相,跪在鏡頭前伸冤,哭訴質疑豆腐渣工程令孩子枉死,直播室裏人人眼泛淚光,「我覺得意義好重大,重大在於……家長們給我們一個責任,他們捧住過咗身的細路仔相,跪在你面前,他們拜託我們……」回憶當時情景,隱約見到,司徒元眼眶有一點紅:「我覺得,要給他們一個說法。」

    當年遇難孩子母親們的付託,縱使十多年來物換星移,記者未敢忘記。(Photo by Paula Bronstein/Getty Images)

    有多少記者還會在大地震後十多年的今天,跟進當年悲苦的媽媽?大部分都是香港記者。

    「香港記者只要你做到好的報道,保留自己的特色,不要隨波逐流,不要去揣摩上意,我覺得始終有自己的特點,有獨特的優勢。」

    「不要以為自己做的事無意義……始終堅持做是有意義,你十年八載後回望,自己做的事會有意義。」

    望向未來,究竟香港會有幾壞?

    舊日所識的香港,正在急速消逝,司徒元最懷念香港的什麼?

    是香港的自由風氣。

    自由,不單是人身自由、個人的自由,或採訪的自由:「在香港,人與人之間交往,我覺得同大陸比較,會更去尊重對方的意願,即使大家不同看法,都可以尊重,但現在覺得非我即敵的氣氛愈來愈嚴酷,文革批鬥之風愈來愈多。」

    相對地,司徒元不是最悲觀的那群人。

    縱使社會上隱隱然有一股批鬥風氣,他認為現時清醒的人比文革時多,有時見到一些有如批鬥的動作,可能只是統治者的手段。司徒元觀察,雖然在內地也出現過舉報老師等事件,但民眾反彈比較大,始終不受歡迎,不是普遍風氣;很多人罵美國,都是為了表態、生存、政治正確。

    「包括小粉紅,哪有這麼多儍瓜?經過七十多年政治運動大家都古古惑惑,見你講呢套轉頭講另一套,內心想法無人知,但我相信現在資訊比較發達,人們接受的東西始終比文革時多,思想多樣化。」他有信心,不會回到毛澤東時代。

    雖然當時年紀小,但司徒元也是一個文革過來人:「你有無發現,現在愛國的人,都不是我們一輩的人。」

    司徒元(Fred Cheung 攝)

    他口中的「我們一輩」,是在文革中「捱了十幾年,吃不飽,被失驚無神趕你下鄉做嘢」的一輩人。他說,現在嚮往舊時的人,包括香港一些建制派、成長於殖民地的官員、內地的小粉紅等,大多是改革開放初期成長的,未見過制度可以有多壞。

    「你享受改革開放之後,帶給你一個相對自由的空氣,和一個不用憂柴憂米、一個好的生活環境,你嚮往文革時代那種激昂的愛國情緒,好浪漫的情懷,現在那些殖民地高官亦一樣,中學之後高薪厚祿講愛國,多浪漫,好有情懷,愛國得過我哋?愛到仆咗番去……」

    「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不會懷念文革年代,也不會覺得這叫愛國。」

    窮大半生採訪中國,目睹兩地從互相信任變作滿懷敵意,曾在內地受歡迎的香港記者,現在有人見到要報警,換成一種仇港情緒。

    在香港,傳媒變成高危行業,自由一天一天受剝削。

    一直以來,記者行業中有一個笑話,大家會問,那些新聞主管或總編輯,其實是做什麼的?大家會說,「他們是負責坐監的」,因為新聞內容如果出事,就是他們這些位置的人負起法律責任。

    今天,這個笑話不好笑。

    「移民」變成香港人日常話題,司徒元未有認真思考去留,「走投無路才要走,我鍾意喺度。」

    「香港的生活方式我好 enjoy,踢拖落街食碗魚蛋粉都好開心、好隨意、好自在。」

    他曾經在外國短暫生活,現在懂得享受香港的人氣:「年輕時好鍾意靜,覺得香港太擠逼,但年紀大了,又覺得香港嘈吵,有點人氣會好一點。」

    但「畀人郁」的情境,倒有想過。

    司徒元決定離開有線之時,在臉書上留下一句「寧化飛灰,不作浮塵」,這八字墨寶如今掛在《眾新聞》採訪室當眼處。

    他說,自己堂堂正正做新聞,到處找消息找資料,純粹是為了報道新聞,是唯一目的,不涉任何組織與團體。

    「即使你跟蹤我,監控錄音乜鬼都好,最後的結論,我都只係做新聞,如果咁樣都拉,就無話可說,心甘情願,不要講到殉道一樣,我一世人只做一個職業,最後的結局如果係咁,我無話可說。」

    趁還可以,繼續報道。(圖片來源:「有線中國組」Facebook 專頁)

    文字 / 區家麟
    攝影 / Fred Cheung

    相關文章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