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素材:曾國平 Facebook 圖片、Thomas Sowell《A Conflict of Visions: Ideological Origins of Political Struggles》封面

評曾國平教授的兩種世界觀 — 論香港政府的國師芝加哥學派(六十五)

8 月 21 日《信報》文章〈無限與有限的兩種世界觀〉,由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曾國平所寫。曾教授談到,於所有政治、經濟、社會、法律的討論中,存在著「萬事有方案」和「到處是取捨」兩種世界觀,是思想衝突之源。這兩種理解世界的取向,摘自 Thomas Sowell 的經典著作《A Conflict of Visions》:一,無限視野(unconstrained vision);二,有限視野(constrained vision)。曾教授又參考了心理學者 Steven Pinker 的解讀,認為無限視野就是烏托邦視野(utopian vision),有限視野就是悲劇視野(tragic vision)。

這兩種視野是人性一個基本設定,從中推演出各種不同立場。人並非黑白二分,大部份人都不在極端,看待不同問題往往有不同取態,隨年紀漸長思維亦會有改變。有意思的是,曾教授處理經濟民生問題(例如土地大辯論)時,也引入「世界觀」這個概念。所謂世界觀,依筆者愚見,是一種看世界的方式,其鑑賞和評價機制所體現的價值和情感元素,要有連/融貫性,並合乎邏輯,不能有明顯而尖銳的內部矛盾存在。

現實生活中有不同類型的世界觀,像焦點、顏色及矯視功能不一的眼鏡,各有長短,但香港的主流經濟學者,過去多年只向社會各階層灌輸一套理解世界的觀念,把「市場」描繪到跟高度受控的實驗室差不多:社會由理性而自利的人所組成,每個人都懂得甚麼對自己最重要,又會好好照顧自己需要,對自己的選擇和行為負責。他們又假設市場最能滿足人的慾求,故政府不應該插手搞亂檔,反而越拆牆鬆綁越好,更不能讓民間社會(例如環保組織之類)干擾市場運作。由得市場自把自為(所謂自我調節),便「萬事有方案」:「無形之手會提供最有效率的解決方法。這種「烏托邦視野」(註一),滲入社會各個環節,由政府制定政策、城市發展到財演預測經濟等等,都根據這種科學實驗室般的簡化想像,把世界理解為純粹是原子的總和,市民生活的大小事都量化做數字的加加減減(羅致光便最喜歡玩數字來反駁人家批評),各種苦痛和坎坷不能量化,就當作不存在或少數例外。

曾教授提出有不止一種「世界觀」,正好讓人意識到主流經濟學者設定的思想框框,只是其中一款「眼鏡」,摘它下來,戴上另一款,便會看到不一樣的世界。事實上,常人有情緒和各種性格弱點,並非如王于漸、雷鼎鳴、莊太量等經濟學者所描繪那樣理性,何況普通人掌握的知識、資訊和(時間)資源往往不足,很容易被市場上權威人士操控和利用 — 或許篇幅不足,曾教授談論兩種世界觀時,漏了一個關鍵要素:權力(註二)。以巿建局打壓土瓜灣合作社為例(可參考筆者〈最近香港的「鬥地主」事件〉),重點不在於世上是否「冇個好人」,我們當然想像得到有些人貪得無厭,但市建局擁有公權力,擁有小業主無法可比擬的資源優勢,擁有龐大的行政和宣傳機器等,合作社社員就算有地皮,面對市建局,都處於完全捱打的位置。若公眾不考量兩者間的權力差異,反而認為雙方有意見/利益分歧很平常,客觀效果上,等於淡化事件中的不公義,助市建局為虐。

我們不希望政府管得太多,但亦不能放縱「市場」上的巨無霸(包括市建局)為所欲為。這便不得不處理何謂公平的問題。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趙耀華 8 月 15 日接受《明報》訪問時說:「一般經濟學不講公平,原因是公平有很多不同定義,我們會講效率、利益最大化,社會上不同的持份者利益總和是否最大化。」怎樣才算公平或有道德,趙耀華續說:「每個經濟學家都有自己的看法,但不是經濟分析達到的結論」偏偏香港的主流經濟學者,最喜歡利用光環把個人看法演繹成科學真理般牢不可破,神化市場力量,教人追求「最大化」,而不講經濟成果的代價,以及分配和補償問題。總之,交由市場決定便行 — 因為他們假設市場最有效,最懂得賞罰分明 — 其實等於由市場上壟斷權力的階層主導一切。不過,這種由市場決定的講法很任意,很有選擇性。這邊廂,港府國師們反對干預市場,反對租管和最低工資等,那邊廂,他們又大力支持輸入外勞,干預勞工市場。到底這種雙重標準,對哪一個階層的人最有利,看看香港貧富懸殊有多嚴重便知道。

其實,就正如曾教授所言,有限視野之下,「到處是取捨」,永遠最難的,始終是如何從一籃子重要的社會價值之中,尋找一個最理想的均衡點。

 

(註一)2019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班納吉及杜芺若在《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書中提到,有些勇於發表意見的經濟學家,因過度執著於某些正統觀點,完全忽視與之矛盾的事實,像念咒語一樣重複一些舊觀點,儘管它們早已被證明是錯誤的:「我們這些經濟學家往往過度沉迷於自己的模型和方法,有時會忘了哪裡是科學的終點和意識形態的起點。我們基於一些假設回答政策問題,而這些假設因為是我們模型的一部分,已成為我們的第二天性,但這不代表它們一定是對的。」

(註二) 加入「權力關係」這要素,世界觀會變得更加立體,更加非線性,不會輕易由「鬥地主」推論出私有產權受損害,例如會先搞清楚「鬥地主」的具體意思及各種「鬥」的可能性,或先問經濟學者會否打著「鬥地主」的旗,恐嚇公眾,左右輿論,反對推行防止權貴斂財的措施?租戶在一個地方投入多年心血為何不值一錢,無受到足夠保障,「地主」的私有產權為何永遠凌駕其他人的權益?產權的界線應該涵蓋甚麼,不涵蓋甚麼?順帶一提,有人或會認為筆者是主張「鬥地主」的左翼論者,要求抽空置稅及富人稅等等,但一個「鬥地主」的人,為何又會關心土瓜灣合作社這些地主的權益呢?

原刊於作者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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