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素材來源:政府新聞處

誤人誤港的簡單低稅制 — 論香港政府的國師芝加哥學派(七十一)

上文提要:林鄭奉行列根經濟學,或所謂涓滴經濟學,施政報告完全毋視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遑論提出對症下藥之法 — 譬如說,變了質的金融業對實體經濟貢獻有限,甚至是禍害來源,政府有責任防止業界掠走社會上過多的財富份額。林鄭顯然認為,只要造地三萬公頃,配合大興土木,創造就業,十年後住宅單位供應充足,便可破解深層次問題。這些董建華時代已用過的招數,改頭換面,再來一次,並得到主流傳媒、建制派、地產財閥、測量師等專業界別及財經 KOL 等一起大合奏,完全沒吸取八萬五的教訓。背後發功的人,似乎只求自己友的短線利益,不理會否把香港推向更大的深淵,更險惡的危機中。

反加稅、反對改善福利條件的教條思想

林鄭早前透露,政府不會有太多空間增加開支,回應社會對安老服務、教育支援、醫療復康等的迫切需求。她尤其講到香港「稅基狹窄」,環球經濟都正在減稅去增加競爭力,政府的方向應該是「做大經濟塊餅……用好國家給我們的政策,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但這個說法與事實完全不符。有留意新聞者都知道,美國正計劃加企業稅和富人稅。與此同時,全球稅務改革事在必行,愛爾蘭亦已批准將企業最低稅率,由 12.5% 調高至各國有共識的 15%。難道林鄭過去聽太多王于漸、雷鼎鳴這些國師講經,「減稅增競爭力」這種教條思想入哂腦,所以世界變了,也渾然不知?又或者不是不知,只不過有錢都用來投資最快十幾廿年後才成事的北部都會區,而不會浪費在增加公共開支,改善市民眼前的生活質素?

這是典型的、做大個餅的經濟思維 — 粗略地說,即政策上全力追求經濟增長,無意為縮窄貧富差距而投放資源及修正畸形制度。請留意,貧富差距不限於收入與財富,更包括社區及文化資源的運用、不同條件的人之發展機會等。以西九為例,空間設置如半島,三面環水,市民很難從油尖旺步至,高牆效應將之變成「駕車階級」或一堆豪宅的後花園。文化藝術區是誕生了,但一般人難以接近,等於政府貼錢給有錢人提升其生活質素。這種文化資源上的輕一個重一個,加大貧富懸殊的傷害(平民百姓失去很多從藝術文化中獲得心靈滋潤的機會和可能,亦窒礙市民審美能力和素質的提升,拖慢社會的軟實力發展),堅尼系數不會反映。

另一個大問題是,林鄭口口聲聲搞高科技,又要造地,又要起硬件,但到底這些項目除了益地主、金融機構、承建商,以及為建築界提供有合約限期的就業職位外,會為香港的打工仔女帶來哪些長遠裨益?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教授鄧希煒曾經分析,香港的就業市場日趨兩極化,高收入和低收入職位佔比均見增加,中等收入職位則逐漸減少。林鄭現在用董建華廿年前的「橋」,到底怎樣可以營造健康的行業生態,為市民提供可持續發展的工作機會,補充中等收入職位的流失和萎縮呢?我們看不到發展的理念、方針和路線圖,自然無法釋除巿民的疑慮,認為那不過是數碼港或科學園地產項目的翻版 — 科學園除了用了一半土地來興建豪宅,更爆出「租上租」的醜聞。現在林鄭又要在馬料水填海來擴充科學園,怎保證不重蹈覆轍?

減稅增競爭力的方針,在香港實行了多年,如果有效,為何香港的貧富懸殊如此嚴重,民間疾苦會爆哂燈呢?是因為大多數人不思進取,無好好提升自己的競爭力,收入和財富追不上生活指數的攀升,乃咎由自取?2019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班納吉和杜芙若,在《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中分析,列根/戴卓爾革命源自對經濟增長的執迷,而列根之後的美國總統全都不曾有異議,造成持久的傷害。班納吉和杜芙若警告,如經濟增長的好處主要由少數精英享有,經濟增長就有可能製造社會災難(正如我們眼下正在經歷的事情)。

諾獎得主認為加稅可取

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月前接受 CNBC 訪問,就表達了一番與香港芝加哥學派學者不同的見解。斯蒂格利茨表示,疫情突顯美國經濟體系是如何失靈,涉及不平等、氣候危機和市場經濟缺乏彈性等問題。美國加稅是有利經濟穩健的。曾任世銀首席經濟師的他並非紙上談兵之輩。而更值得留意的是,他認為這些經濟民生問題相互關聯,例如美國投資在綠色基建的項目上,將創造就業機會,有助減少不平等。對美國經濟來說,提高稅收,為一些公共利益所需的事情提供資金,乃健康做法。

斯蒂格利茨的經濟觀,未必放諸四海皆準,但至少讓我們明白,過去多年,所謂香港的成功之道 — 簡單低稅制,並非甚麼金科玉律 — 尤其是香港貧富懸殊如此嚴重,更有理由懷疑跟她的正式和非正式稅收機制有密不可分之關係。科大商學院高級講師麥寶龍博士在〈年年派糖不如稅制更張〉中說過:「無論從改善本港的稅務結構或收入的穩定性來說,過於依賴賣地收入,始終非長治久安之策。」他更指,《稅務條例》條文內容「零碎」及格式「冗贅」,內容本旨亦缺乏開拓新領域的政策思維和長遠之策。希望令稅制更公平的麥博士,不止一次建議引入新稅種,例如數位稅,並仿效歐盟為徵稅權的釐定研究新的稅務概念,如 virtual permanent establishment 及 value creation 等。如果林鄭既認為香港稅基窄,歷任政府高官的她,為何不早早啟動有關稅改的研究?

稅率多少,又或者怎樣抽,對社會和不同階層的影響,需要在地的實證研究支持,當中利弊,視乎我們的價值觀,怎樣權衡得失和輕重。香港主流經濟學者卻視抽稅為侵害個人私有產權的惡行,態度負面(例如開口閉口揶揄福利國家為「萬稅之國」或萬稅萬萬稅,認定抽稅拿去擴充福利,只會養懶人)而且喜歡引導市民用一刀切加或減的方式去思考稅務問題,扼殺研究用不同組合方式去發揮課稅最大效用的可能 — 像挪威的工黨,便主張對中低收入戶減稅,但提高富人稅率,香港為何不能?筆者在上一篇文章提過,財技高手發大財,靠犧牲腳踏實地工作的人的權益。向金融大鱷抽重稅,實在有補償或懲罰性質、成分。假如有經濟學者堅持,就算是不義之財,政府都不應該用抽稅或罰款方式為社會討回公道(可比較法國就 Google 濫用在互聯網廣告市場的主導地位,對其罰款 2.2 億歐元),便先要論證個人私產在任何情況下都有絕對凌駕性,而且這凌駕性不是純粹的信仰,背後有多數市民都會接受的哲學根據 — 但主流經濟學者不會這樣做,他們喜歡強調自己那一套理論最合乎科學,很抗拒引入討論價值觀上的分岐(雷鼎鳴便撰文質疑過幸福指數不可信)。

「地產稅」是深層次矛盾根源

「因為政府地價收入,來自高地價高樓價,對沒有置業又不是公屋住戶的市民來說,高樓價類似一項徵稅,雖然政府沒有刻意或直接徵收,但後果是相同的,因為他們必須支付昂貴租金,或動用畢生積蓄支付購買物業的首期,令他們可動用的收入(disposable income)及儲蓄減少,其結果類似政府徵收「儲蓄稅」。不過,這「儲蓄稅」並不符合稅制的公平原則(equity principle),因為已有物業的市民不單不用負擔,而且還由於房產升值而財富增加。」中大榮休經濟學教授廖柏偉和港大研究員林潔珍 2018 年 2 月 13 日的《信報》文章中如是說。

受害者,不止望樓興嘆的年輕人。有樓好,住公屋好,吃個包,飲杯咖啡,都要向地產商交稅,而且交一世。政府就從土地收益中獲取「稅收」。買樓做樓奴,就算有賺,但只代表進貢之餘有賺,或長遠來說,輸少一些。畢竟生老病死,所費不菲。如果有供完的物業,但業主最主要的資產就是自住的那幢樓宇,當他平日向地產商繳稅繳了幾十年,去到晚年,他都被陰乾不少。如果不好彩的話,有長期病患,保險應付不了(或根本無買),樓宇又要大維修,在全民退休保障欠奉的香港,有樓階級慢慢都會捉襟見肘。無樓者自然更慘。萬一樓價大跌,那就更不堪設想。

這個樓奴結構製造一個死局。港府國師長期吹噓簡單低稅制,根本是迴避討論地產稅超高同樣會削競爭力。再者,過去十多年全球量寬,情況之惡劣,更推向極致。同時,政府又無足夠保護市民的相應措施(空置稅也沒有),放任地產財閥操弄巿場,有咁盡賺咁盡,於是就為社會埋下極不穩定的政治炸彈。樓奴結構促成結構性的貧富懸殊,從以下事例便最體現得到:

40 年前《最佳拍檔》創下 2,600 萬的票房紀錄,今天《媽媽的神奇小子》收 2,600 萬已開香檳慶祝。但不要忘記,那時太古城一個單位值 110 萬左右,現在已升至 2,000 萬。(有單交易 1982 年以 112 萬買入,2018 年賣 2,130 萬)而一套二千多萬票房的戲扣除租金支出(又是地產稅),台前幕後每個工作人員總共可以分到幾多錢?這種無肉食的情況不止存在於娛樂界,亦廣泛存在於其他領域,除了少數幸運兒,各行各業裡努力不懈的人最終都發現,在香港,精益求益最吃力不討好,投機取巧方是王道。這社會慢慢便會失去冒險精神、創新的意志和拚勁。試問不扭轉由地產財閥抽稅的困局,政府就算有甚麼鴻圖大計,真的可以幫助到最大多數的市民?

就算搞高科技,在孵化器育成的過程中,都是一將功成萬骨枯。成功例子背後,有無數人長期付出汗水和努力墊底。當大多數 small potato 發現,在自己有機會突圍的日子來臨前,很可能已經無飯開和餓壞,她/他們會怎樣揀?還會堅持下去的,只會是少數的天才或傻瓜。食利者獨大,是不會令香港有健康的、百花齊放的行業生態,讓社會健全而均衡地發展下去。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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