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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工會的「本業」|看見來時路 — 陳昭偉的工運反思之二

職工盟編按:香港的公民社會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過去 30 年形成的香港公民社會,在主權移交後,益見蓬勃。然而,形成既有公民社會規律、組織手法、倡議方法的土壤,正在急速消散。各路人馬都急須尋找出路,而沒有答案。

這是最壞的時代,組織的力量,在分崩離析中的社會中,更見珍貴。然而,它是在什麼脈絡下出現?走了一段長路之後,既有的團體組織模式的功過,又應該如何審視?

參加工會組織多年的陳昭偉,對香港工會運動有深刻的反思。在離職之際,他親撰了幾篇文章,反思自身經驗和組織手法。這幾篇文章作為「看見來時路 — 陳昭偉的工運反思」系列刊出。

【文: 陳昭偉】

說到工會本業到底是甚麼,固然是眾說紛紜,按不同意識形態的差異而產生不同的主張。在香港,一些口號,例如「團結就是力量」、「一枝竹會易折彎,幾枝竹一紮斷折難」,工會積極份子倒是琅琅上口。

很明顯的,促進工人之間的團結,以集體方式爭取工人應得的權益,應該是工會的主要座標,指導著工會的行事方式。接下來的問題是,工人的團結要如何呈現?集體力量如何讓社會看得見,感受得到?

最膚淺的說法莫過於會員人數,十萬會員比小貓三四隻顯然更反映行內工人的團結。但只要看看全世界最多會員的工會,正正是擁有超過三億會員的中華全國總工會,而全香港號稱擁有最多會員的是永遠站在工人對面的工賊會,就大概明白會員人數並不能完整地訂義何謂團結。再簡單打個比喻,我們不會天真地以為,香港人口愈來愈多即表示香港人愈來愈團結,卻會因為一同起來集體反抗暴政,在過程中看得見,感受到彼此,才領略到甚麼叫團結。

奇怪的是,工會積極份子卻很少認真反省,到底我們正在做的「本業」,是否促進會員/工人之間的團結性呢?

簡單地舉一個例子,工會處理工人求助個案,數十年如一日,求助者人來人往,卻鮮有認識彼此。少數較進取的工會,嘗試搞一些會員活動,讓會員之間互相認識。再成功一點的,亦莫過於更進一步邀請積極工友擔任工會理事,承擔一些會務工作,或參與一些社會行動。但從總體印象而言,除了在往往是工人自發組織的工業行動以外,我們很難觀察得到香港的工會如何促成了工人/會員之間的團結,一同齊上齊落,讓大眾看見工人的集體力量。

相反,我們經常會聽到工會理事抱怨,「我地呢行好唔團結」、「好多會員都唔理工會」,反映其實大家都對「搞工會促成工人團結」— 起碼是現在搞工會的方式可促成工人團結 — 抱有疑問。而面對這種疑問時,一種「務實」的態度,是「係咁㗎啦」,或「唔係咁樣可以點樣」,背後支撐著大家繼續參與的,不是成功感、不是發展的願景,而是一種「做善事」、「做義工」的好人、大愛原則。在不少工會愈搞愈縮、青黃不接,甚至連組成理事會都有困難而面臨解散與否的抉擇時,要麼是抱怨,要麼是無奈,豁達一點的就以「有聚有散」來安慰自己,安慰別人,但卻鮮有人會反思:「到底哪裡出了錯?」

另一種所謂的工會「本業」,就是搞問卷調查然後開記招,再進取一點的就是三數位理事拉條橫額去請願,然後強調這是重要的勞工權益倡議工作。首先,認真做倡議工作的民間團體,大概會批評這算不上像樣的倡議工作。更重要的是,工會的任務是做倡議這個命題,大概只有在香港才會被放得那麼大。

筆者在上一篇文章提及的那位工運過來人學者 Jane McAlevey,在其另一本名著《沒有捷徑:新時代下組織壯大力量》(No Shortcuts: Organizing for Power in the New Gilded Age)中,比較了幾種工會的運作模式:倡議模式 (advocacy model)、動員模式 (mobillizing model)及組織模式 (organizing model)。Jane 在書中主要是以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產聯(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CIO)跟九十年代的新聲運動 (New Voice Movement)作出比較,指出後者雖然以組織未被組織的工人 (organize the unorganized)作為旗號,但實質只是一種動員模式,未能如 CIO 般把工人的團結性深深地植根於職場、廠房中間。Jane 的分析很有啟發性,但亦不無爭議性。不過這並非本文主題,在此不贅。筆者想指出的是,在Jane的分析框架內,倡議模式是一種完全沒有改變勞資雙方權力不平等這個結構,沒有捲入職場中的工人領袖,沒有透過緊密的接觸、溝通、對話等組織手段去促進工人參與,甚至連集體行動也算不上的模式,對她而言甚至連深入分析的意義都欠奉。

跟很多 No Shortcuts 的讀者一樣,筆者讀後簡直是當頭棒喝,喚醒了自己必須認清工會的基本任務 — 促使工人團體鬥爭,持續以集體力量改變不平等的社會關係,重拾這顆當初投身工運的初心。

有人或者會指責筆者學究,不要跟工友談甚麼主義、理論。這種指控一方面有意無意地強化了工人學識低、水平低的社會形象,另一方面亦假設工人欠缺能力從較抽象的角度去認識世界,以及旨在改變世界的事業。反過來說,難道工會積極份子連尋根究底,去檢視、反省眼前的事工,與工人反抗的本質之間存在哪些落差甚至矛盾,都是一種苛求嗎?希望那些大義凜然叫人做好工會「本業」的人,認真地讀一讀本文,進而思考何謂工會「本業」。

簡而言之,主張工會應專注做好「本業」的人,所指向的不過是「勞工權益」。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所指稱的「勞工權益」,都只採用了狹隘的理解。

工人運動於百多年前興起後,的確圍繞職場上的剝削問題進行大量的組織和集體鬥爭。可是,工會的抗爭,絕不只限於生產領域,亦往往在再生產領域發生。簡單來說,工人的生活是立體的,工人在生產領域是透過出賣自己的知識和勞工去賺取收入,而在工餘時間就在食物、住屋、醫療、社交、娛樂等等方面進行「消費」,以復原其體力和精神。後者一方面是一種人的基本需要,同樣亦是為了恢復工人為資本主義進行生產的能力。除了生產領域受到僱主的剝削外,工人在再生產領域往往同樣面對很多壓榨。因此,工人的抗爭,從來不只限於生產領域,亦經常發生於再生產領域。

工會作為工人的團結組織,理應急工人所急,而非劃地為牢,囿於無意識所產生的迷思。畢竟,「職工會只處理與勞資關係相關的事宜」這種主張,是由統治階級透過法例所加諸的規限,目的在於壓制工會,以便對各類不同社會團體分而治之的管治手段。

劃地為牢的後果,實質是令工人權益受損。著名學者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就指出,傳統的工作崗位不斷流失,以新的形態出現,而且往往是零散、臨時而且在地域上分散的,職場組織變得愈來愈困難。他又認為,即使是較成功的職場組織工作,成功爭取到「跑贏大市」的加薪幅度,但收入的增長往往被物價、樓價的飆升所抵銷,工人最終仍然與資產階級鬥爭的輸家。哈維因此主張,工會應策略地思考如何以整個城市為組織面向,而非單單組織職場或行業;要組織城市,則必須與公民社會內的不同群體結盟。哈維的主張,提醒工會運動應該更重視在再生產領域的鬥爭。

無論是生產領域抑或是再生產領域的鬥爭,通通都會指向一個權力不平等的問題。經歷過 2019 年抗爭後,市民大眾都清晰地了解到權力分配這個結構性問題,亦即意識到一切問題的政治性。

迴避問題的政治性,不去爭取改變權力失衡的狀態,就等於將爭取勞工權益的工作後退到等待當權者恩賜。迴避與後退,就會令獨立工運與工賊會、勞聯這類保皇黨之間的分野變得模糊,在保存實力這面旗號下保存到的人,亦勢將愈來愈面目模糊,難以分清是手足或對家。

工會組織工作,需要不斷實踐、反思、學習、調整策略,不應只訴諸粗疏的說法,陷墮於積習當中,以致失去了抗爭運動應有的批判性和觸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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