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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咩話同發達有關

2020/8/24 — 15:44

早前與Ben Sir歐陽偉豪及香港教育大學語言學家劉擇明在香港電台31台拍了一集《五夜講場:學人串社科——時代擇言》,講述語言學的種種。香港粵語研究的圈子細,Ben Sir除了在大眾媒介為人所認識外,以往也活躍於粵語學術界;劉擇明博學多才,通曉多種外語,與同道策劃及推動多項粵語粵文計劃。兩位在各個渠道推廣粵語不遺餘力,小妹獲益良多。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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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影響認知?

有語言學理論認為語言影響認知,根據劉擇明的說法,這假設叫Sapir-Whorf Hypothesis。舉例說,俄羅斯語中有不同的詞語代表「深藍」和「淺藍」兩種顏色,而不是粵語中用深淺再細分,因此俄羅斯人對分辨藍色中的細微顏色變化,比其他人敏銳。劉擇明說,普通話中有「您」,粵語沒有,所以說粵語時覺得較平等;他也通曉日語,由於日語超多敬語,所以說日語時自覺較虛偽。

關於語言能否影響認知,是語言學和認知學的難題,似乎也未有定案。但如果語言真能影響認知,而人一生又不斷使用某幾種語言,潛移默化下,這些語言也影響着人的認知和思想,甚至影響人的行為。其實,除了語言學界,也有經濟學家「踩過界」,以數據及科學方法做相關的研究,以下討論一篇語言怎樣影響人的消費和儲蓄行為的學術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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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文法中是有時態(tense)的,如「現在式」、「將來式」等等,中文沒有。例如中文說「明天下雨」,英文則要說「It will rain tomorrow」。中文不一定要加上未來時態的詞語,但英文要分時態,迫使你說英文時想清楚究竟事情是過去、現在或未來發生。對於母語是中文的香港人,以英語談及過去的事情時動詞忘記「加-ed」,是常犯的語法錯誤。

因此,說英語的人有可能對「現在」和「未來」的觀感與說中文的人不同。一個有趣的假設是,說英語時人要把現在和未來割裂,這使人覺得「未來」遙遠一些,因此說英語的人比較不願意為了顧及遙遠的未來,而放棄今天的享受。換句話說,他們較傾向今朝有酒今朝醉,儲蓄會較少。

未來式語法令人減少儲錢

驗證上述假設不容易,因為一個人的母語是什麼,受很多外在因素影響,例如他的出生地、種族、社會階層等,而這些因素也會影響這個人所接受的教育和文化薰陶。因此當我們見到中國人的儲蓄較高,這可能是因為中國文化提倡節儉,並不一定和他說的中文有直接關係。

為解決這個問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行為經濟學者Keith Chen根據語言學的文獻,把世界的主要語言分為「強未來時間表述」(strong future-time reference)和「弱未來時間表述」(weak future-time reference)兩類。強未來時間表述的語言(如英語)在語法須標明未來事件,弱未來時間表述的語言(如中文)則毋須標明。

Keith Chen先找出多過一種常用母語的國家,例如新加坡有人以英語為母語,也有人以華語為母語。然後,他找出外在條件(如年齡、性別、家庭背景、宗教背景、教育程度、收入等)一樣,但母語不一樣的人(統計學上以控制變量的方法達成),就可以撇除較多國家環境對個人的影響,專注比較語言的影響,從而比較語言怎樣影響儲蓄行為。

結果發現,弱未來時間表述語言(如中文)使用者比強未來時間表述語言(如英語)的使用者,在任何一年有儲蓄行為的概率平均高約30%,他們退休時的資產平均高約40%。除此以外,由於他們更關注未來,他們吸煙的機會小約25%,常做運動的機會多約30%,癡肥的機會小13%。這些分別實在巨大!

語言與經濟發展

上面提出,語言影響一地人口儲蓄多少;而儲蓄會轉變為投資,投資累積資本,資本增加產出,帶動收入,經濟因而得到發展。「強未來時間表述」和「弱未來時間表述」語言主導的國家,平均儲蓄率相差達約6個百分點。舉例說,說中文的地方儲蓄率都較高。在歐美,德語系統偏向弱未來時間表述,德國和奧地利的儲蓄在歐盟中名列前茅。英語雖然和德語屬同一語言系統,但英語卻是例外,文法上須標明未來事件,英美的儲蓄恰巧都很低。拉丁語系的語言,大部分是強未來時間表述,如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最近都躋身「歐豬」之列,其儲蓄率低借貸高。

不過,研究結果只是平均而言,如果單單考慮個別國家情况,就很容易找到違背「語言結構論」的例子。例如韓文和俄文語法上都要註明現在或將來,但韓俄兩國的儲蓄率都很高。此外,美國雖然儲蓄率低,但經濟力量強大。

再拉開點說,這觸及社會科學中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就是理解為什麼有些國家生活富庶,有些國家人民生活不能溫飽。就當單一理論正確,也只可以解釋世界現象一小部分的影響,須結合其他理論去理解其餘未被解釋的部分。

很多學者已經提出過不少理論解答這個難題,例如Jared Diamond在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提出氣候和大陸板塊位置等環境因素,決定了很多國家的命運,特別是東西向的歐亞大陸令人口、科技(如農業)和疾病易於流動,所以當地人科技水平較高,而且適應疾病傳播,反之南北向的南北美洲不利人口和科技交流,最後由歐洲探險家帶來的流行病導致美洲土著大量死亡。Daron Acemoglu和James Robinson在著作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提出,制度是決定國家成敗的關鍵。包容性的政治經濟制度有利創新和管治,掠奪性的制度摧毁投資和創新的誘因,不利發展。

以上介紹的是經濟學者「踩過界」去探討語言學有關的問題,因此上述關於語言學的觀點未必準確,甚至有爭議。這說明了每個學科「一入侯門深似海」,要在一門學科的小領域有些心得已不容易,更何况要把一門學問套用在跨學科的討論,但有時會出現意想不到的趣味。

語言學的事,在香港電台短短52分鐘的節目很難全部闡述,在這裏只討論一小部分,想聽語言學家說關於語言學的事,可以看看即將播出的《五夜講場:學人串社科——時代擇言》。

參考資料:

. Acemoglu, Daron and Robinson, James A.(2012)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Crown.

. Chen, Keith(2013)''The Effect of Language on Economic Behavior: Evidence from Savings Rates, Health Behaviors, and Retirement Asse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2): 690-731.

. Diamond, Jared M.(2005)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New York: Norton.

(本文載於 2020年8月18日 《明報》,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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