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素材來源:Post-Crash Economics Society Manchester Facebook、Mustafa Cengiz @ Unsplash

變革香港要有的經濟思維 — 論香港政府的國師芝加哥學派(六十七)

香港的貧富懸殊程度,單看堅尼系數並不夠。科大麥寶龍博士便提出過第二層面的隱性貧窮問題,呼籲政府幫助那些因租金支出而焗住節衣縮食的市民。長遠來說,當然要紓解「食利者獨大」(地產稅)所衍生的全方位問題,尤其有一些隱患,目前未算很嚴重,容易看漏眼。

香港崇尚賺/慳到盡的惡性競爭,工時超長、積勞成疾或工作壓力過重乃常態,加上由市建局主導、金錢掛帥的城市規劃及納米樓化設計,輕視人的身心靈健康 — 例如屏風樓效應下,市區空氣質素欠佳,對市民造成隱性危害。有天這筆「債」要還,個人和社會的醫療成本必然很沉重 — 隨著人口老化加劇,透支多年的公眾健康,早晚成禍胎,而且越窮越見鬼。這些可預見的民間疾苦卻一直得不到應有重視,王于漸和雷鼎鳴這些本地經濟學權威,在後海嘯時期仍沒有吸取教訓,繼續神化佛利民,又淡化貧富懸殊的嚴重性,將深層次矛盾簡單歸咎於房屋供應短缺,遠遠談不上對症下藥。

香港主流經濟學者與世界脫節多年

前領展高層王于漸提議過賤賣公屋,讓基層分享財富,但領展的例子說明,公共資產私有化的最大得益者,只會是王國龍這些擅長玩財技的管理層,以及地產/金融佬。事實上,王于漸作為港府頭號顧問及輿論權威,到今天仍不斷向團結香港基金獻計。但作為學者,他一直無視經濟學界對金融海嘯作出的反省和倡議。班納吉和杜芙若教授是 2019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對貿易、經濟成長、貧富不均、環保及移民等核心經濟學課題甚有研究。香港社會今天和未來,都無法避開這些課題所帶來的嚴峻考驗。

王于漸當然可以不同意諾獎得主的研究心得,但必須提出充分而有力的理由。尤其是他推銷佛利民那一套市場至上主義多年,容許大地主及財技高手玩哂,經濟民生越來越要靠鹽水吊命,他實在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要麼認錯,要麼給社會一個解釋,到底他那一套為何仍值得推行下去?為何錯不在他推銷的那一套,錯不在市場太少規範,反而錯在規範太多,錯在拆牆鬆綁不夠徹底(可參考王于漸著作《香港深層次矛盾》第 98-99 頁)。現在林鄭政府正正是這種思路,但明明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克魯明、班納吉等頂尖經濟學家對新自由主義的禍害,對全球化的衝擊及濫殤有不少精闢之見,王于漸卻視作透明。那是因為人家的建議完全不適用於香港?基於甚麼理據?

還記得國際知名經濟學家皮凱提推岀其巨著《21 世紀資本論》時,王于漸和雷鼎鳴用三言兩語便將之貶到一文不值(可參考 2014 年《明報》報道〈學者:無樓難聚財 港貧富根源 王于漸:富人稅難行 倡政府送樓〉)這種態度根本不合乎尋根究底的批判精神,更加不是貴為港大首席副校的王于漸,以及曾任科大經濟系系主任的雷鼎鳴所應該有的態度。作為大學高層,有如此近乎本能的排他性,實在使人懷疑在他們主導下,香港經濟學界的發展,會否過度受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影響,不單與現實脫節,與學術界前沿脫節,錯過有效處理深層次問題的良方,而且對政府管治造成很大的誤導,間接為中央製造前所未有的麻煩。

經濟學教育改革的呼聲和迫切需要

2012 年,源自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 Post-Crash Economics Society(PCES)成立,得到斯蒂格利茨及英倫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Andrew Haldane 等人支持,牽起一場反思經濟學教育及性質的討論。PCES 起初針對大學的經濟學課程,批評它們很抽象及機械化,跟現實世界無甚關連(或曰離地),建議増加有關金融風暴的討論部分。校方拒絕,激發他們一連串爭取課程改革的行動,還喚起其他大學的經濟系學生注意和共鳴。幾十個學生組織後來發表公開信,呼籲大學傳授更多非主流學說。PCES 認為,要應對現實世界的挑戰,經濟學不能再只教授主流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而是要全面了解複雜的經濟現象及評估經濟決定,亦要顧及具體的社會、政治及歷史脈絡,不應滿足於抽象理論及模型。

港大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趙耀華曾接受《明報》訪問,評論 PCES 所關注的議題。他說,金融海嘯促使不少經濟學家反思自由市場的問題,包括一向奉自由市場至上的芝加哥學派學者。有趣的是,反省這回事 — 依筆者觀察 — 並未見於香港的芝派學者身上。另外,有份聯署促大學改革經濟學教育的學生組織,亦不見香港學生的蹤影。趙耀華猜測,香港的經濟學教育較為親自由市場,「較關心社會公義的學生可能都選擇入讀社會學或社工系」。他認為,經濟學不一定要為自由市場背書,現時亦不乏批判自由市場的研究,經濟學的訓練亦有助追求社會公義。

我們亦可以看看美國的情況。在美國大學任教的經濟學者曾國平透露,就算是負責教本科一年級學生的講師教授,內容和觀點都比以往「包容多元」。今天的經濟學本科生,在課堂上是不會聽到佛利民其人其事的。那麼,香港的情況又如何?筆者相信,這未必是近親繁殖的問題(當然無法排除此可能),大學一樣會教導諸如凱恩斯學派、制度經濟學、奧地利學派等不同派別的知識,問題是這種多元性會不會是戴著「市場至上」的眼鏡去看。之所以有這樣的懷疑,源自以下事情:

  1. 1994 年,雷鼎鳴連同七十多名學者(以經濟學者為主)聯署反對「老人金」,迫使政府放棄計劃。2018 年,又有三十八個經濟學者聯署支持「明日大嶼」。這些學者都以一種手握科學真理的口吻向社會推銷其立場,彷彿反對者都是不理性。但有看過班納吉和杜芙若的書,便知道他們很強調經濟學者要保持謙虛和誠實,對靈丹妙藥持懷疑態度。「人人都會犯錯(他的意思包括經濟學家),真正危險的不是犯錯,而是過分迷戀自己的觀點,因而不容許事實妨礙自己的觀點。為了取得進步,我們須時常回頭檢視事實,承認自己的錯誤,然後繼續前進。」香港主流經濟學者最缺乏的正是謙虛和自我懷疑精神,這到底對學生有何影響,值得研究。
  2. 麥寶龍在〈防止貧窮現象向中收入人口蔓延〉便提過,他在科大的經濟系同事可能極不認同他提出限購令、限價令及租管等介入市場建議。事實上,《信報》曾經有一個叫〈解牛集〉的專欄,由科大的經濟學者輪流執筆,像麥寶龍博士那種非主流的觀點,可謂絕無僅有。
  3. 金融海嘯後,香港主流的經濟學者的意見依舊,至少在公眾的討論領域,他們不會探討 Richard Thaler 的行為經濟學,分析理性的限度如何影響個人的決策和市場的導向,他們亦不會嘗試把梯若爾(Jean Tirole)「對市場力量與管制的分析」應用到香港身上,連囤地行為都被他們標榜為有益社會的事(例如囤積居奇助穩定樓價,囤地圈錢是 fake news)。而環顧眾多改善香港經濟民生的建議,都著重於做大個餅(由大興土木帶動到口號式背靠祖國),而少談及分配公義問題。背後有個假設,只要政府和民間社會不干預,市場會自動調節和做好分配,理論根據來自主流經濟學者最喜歡講的涓滴效應。但斯蒂格利茨已分析過 — 這亦合乎香港人的生活經驗 — 財富是向上流,集中到小撮人手上,並非向下流。

認知上悲觀,意志上樂觀

要真正拆解困局,杜芙若及班納吉在《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書中的見解值得參考。她們的經濟觀其實是跨學科的。「有一點很重要:有關人類想要甚麼,以及何謂美好的生活,我們必須以一個寛泛的概念為指引。」她們認為單以收入和消費來界定幸福,太狹隘,太容易扭曲事實,會導致最聰明的經濟學家誤入歧途,讓政策制定者做錯決定。所以,我們還需要重視所屬社群的尊重、家人和朋友賦予的安慰、尊嚴、輕鬆和愉悅。

由此可見,善治靠的知識,由經濟學、政治學連結到哲學,而香港在王于漸和雷鼎鳴的主導下,發展停滯了至少十年。這裡,曾國平對學者專家的要求或批評很到肉:「正所謂 garbage in garbage out,準確傳達資訊,讀者有一點責任,傳媒有更多責任,知道來龍去脈的學者專家最有責任。清楚表達不含混,一分證據一分話,是最低限度的要求。」王于漸和雷鼎鳴,有做到一分證據一分話嗎?

梯若爾曾經說:經濟學的知識應該讓更廣泛的公眾獲得,而非僅限於企業領導者或政府的監管部門。劍橋經濟學者張夏準就更加認為,人民不能迷信專家學者,要自己具備經濟學知識和素養 — 他指經濟學比經濟學教授要你相信的還簡單,積極參與討論經濟事務,即使改變現狀很艱難(他舉例說,08 年金融海嘯雖把新自由主義的缺失揭露無遺,但事後法規上的亡羊補牢也是極有限),也不要放棄做一個經濟公民。

他總結:「我們在認知上應該悲觀,意志上卻必須樂觀。」

 

原刊於作者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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