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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得杯落的「拆牆鬆綁」推手 — 論香港政府的國師芝加哥學派(六十九)

有傳媒事先張揚,快將發表的施政報告會降低強拍祖堂地的出售門檻,又強化「土地共享計劃」,進一步向發展商提供誘因,為相關農地斥資開發道路、排污等基建設施,「利誘」相關發展商參與。若然屬實,大力爭取政府拆牆鬆綁的主流經濟學者、財經寫手,望祠堂可變錢的鄉紳權貴,以至深受共富傳言困擾的地產商都飲得杯落。

祠堂可以拆,高球場不能動

中央明確表態,要政府解決房屋問題,由官場、建制派、地產界到輿論平台都充斥大增土地供應的言論。大合唱之下,政府借勢加快拆牆鬆綁便有合理性,亦製造了千載難逢的機會,讓大量囤地,以及押重注在舊樓重建這塊肥豬肉的發展商套現圖利。但他們有照顧到中央要治理好香港、再貢獻祖國的戰略利益嗎?別忘記,由所謂造地到大量樓宇落成,最快十年八載,放棄善用棕地及粉嶺高球場等較便利的方法,採用大陣仗又傷民(迫遷弱勢、傷害小業主及租戶權益)的手段,到底誰獲益最多?這是有劣跡可尋的。2010 年林鄭任發展局局長,便推動修例,落實把強拍門檻降至八成,聲稱是「為民請命」。結果最大得益者是專門做收樓重建生意的地產商。今天重施故技,怎保證不犯同樣的錯?

不過,有經濟學者加持,官商及新界地主可振振有詞,把所有問題簡化成大幅增加土地供應。這樣設定議題,把囤地禍港的罪責,巧妙轉移至政府官僚、不曉得靈活變通之上 — 學者商家眾口一詞,聲稱地主手上的所謂土地儲備都是荒地,只因受城規會或環保條例所限而無法釋放出來。這說法刪除了過去幾十年集團式操縱,刻意把土地丟空、破壞的黑歷史。由政府提供誘因,鼓勵地產商「拿地」出來發展,等於不追究囤地者劣行,更讓他們獲利離場。而「供應論」最反智、最危險的地方,則在於一味鼓吹「拆牆鬆綁」,背後欠缺城巿規劃的長遠視野和風險管理。要知道移民潮、出生率低、AI 失業潮、美國加息、灣區或前海的地緣吸力等因素,都會對香港人口、住宅自住及投資需求產生長遠(消極)影響,貿然啟動大煉鋼式的造地計劃,益了工程界及一班食利者,生產大量遠水,卻救不了近火,更會因時間差問題而致供求錯配,在若干年後,很可能變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釀造「八萬五式」的樓市及經濟危機。

聲稱帶風向不是罪的經濟學者

於是,妳/你會發現一個非常最奇怪的現象:那些口口聲聲為中央著想的經濟學者、商家、財演、土豪地主及其代言人,在全力推銷大増土地供應的論調時,幾乎(甚至完全)沒有考慮到時間差的風險問題。為何會如此一面倒呢?要解決香港的深層次問題,有賴政治、地理、經濟等部門的學者運用其專業知識向社會建言,再集思廣益,訂定有清晰理念、明確目標、政策原則、應變辦法的可行性方案,附帶權衡事情緩急輕重的標準。但現在最活躍發表意見的官、商、鄉、學,大合奏的主旋律,都集中在做大個餅之上,彷彿個餅做大了,就自動令所有人受惠(參考巿建局夷平裕民坊起豪宅的例子,就知道造地出來起樓,受惠的可以集中在少數人身上)。有經濟學者甚至說,「帶風向本身亦不是罪。」如果是公關公司,在商業世界這樣喊,還叫做情有可原,但身為學者,思想飛躍到這地步,只曉得站在地產商的角度看問題,立場偏頗而失諸公正 — 借用曾國平教授的說話(註)— 實在有違一個學者的基本責任。

諾獎得主指經濟學存在意識形態問題

班納吉及杜芺若是 2019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二人在其著作《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中指出,有些勇於發表意見的經濟學家,因過度執著於某些正統觀點,完全忽視與之矛盾的事實,像念咒語一樣重複一些舊觀點,儘管它們早已被證明是錯誤的:

「我們這些經濟學家往往過度沉迷於自己的模型和方法,有時會忘了哪裡是科學的終點和意識形態的起點。我們基於一些假設回答政策問題,而這些假設因為是我們模型的一部分,已成為我們的第二天性,但這不代表它們一定是對的。」

班納吉二人點出經濟學和意識形態有微妙關係,這一點,香港的主流經濟學者 — 不單芝加哥學派信徒 — 是極力排拒的。他們選擇性的聚焦在土地供應問題上,避談自己鼓吹的那一套有甚麼成本、隠藏風險和延後代價,這本身就是受意識形態所影響。但他們一直有意或無意地把「經濟學」塑造成自然科學般無可置疑,不關乎價值觀上的好壞。他們自己就充當真理代言人,扮演著信者得救的權威。如此一來,不同意他們的人便很容易給公眾一種不理性的感覺。班納吉他們指出:「世界相當複雜和不確定,經濟學家可以分享的最有價值的東西往往不是他們的結論,而是他們如何得出結論,包括他們知道哪些事實、如何解釋那些事實、他們推論的步驟,以及還有哪些東西不確定。」香港主流經濟學者恰恰相反,他們只是需要別人相信其結論。

「經濟學家不是物理學家那樣的科學家,通常沒有很多絕對確定的東西可以告訴別人。」班納吉他們說,「經濟學家比較像水管工:我們利用基於科學的直覺、基於經驗的一些猜測,以及許多純粹的試誤來解決問題。」

 

(註)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曾國平在〈香港人「全世界最長壽」的解毒〉中說:「正所謂 garbage in garbage out,準確傳達資訊,讀者有一點責任,傳媒有更多責任,知道來龍去脈的學者專家最有責任。清楚表達不含混,一分證據一分話,是最低限度的要求。」既然學者專家不惜作思想飛躍,既然傳媒不經消化依書直說,作為學者總不能視而不見,縱使吃力不討好,提出質疑始終是基本責任。

原刊於作者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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