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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心理服務的信心危機

2019/12/13 — 22:04

資料圖片:太子站悼念831

資料圖片:太子站悼念831

【文:海川】

半年來的心理創傷

社會運動發展至今已超過半年,期間發生多次嚴重事故,例如 6.12 中信圍困、7.21 元朗站襲擊、8.31 太子站事件、10.1 及 11.11 人群中實彈槍擊、11.18 油麻地人踩人、中大和理大事件等等。這些事件都可以為涉事者和旁觀者帶來創傷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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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時間,媒體中已以有不少關於創傷後壓力症(PTSD)的資訊,在此不作重覆。但我們必須留意,創傷後壓力症絕不是創傷事件帶來的唯一心理困擾。除了影響當下的身心狀態,創傷事件更可以嚴重動搖人的世界觀與信念、對他人的信任、對人生的盼望以及基本安全感。這些心理影響不一定構成創傷後壓力症,但也可以衍生其他情緒問題、人際矛盾及生活功能障礙。這些問題同樣需要專業心理支援。運動至今,單計被捕人士已超過 6,000 人,保守估計其中有近千人可能需要心理服務。加上數以十萬計的市民也見證多次創傷經歷,需要心理服務的人數實在難以估計。

求助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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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以上的推論,心理服務的需求在未來應該大增,但現實情況卻不一定這樣簡單。因為有心理服務需要的人不一定會主動求助。精神健康服務求助行為(help seeking behaviour)的研究指出,潛在需要者會否求助取決於幾項主要因素,包括問題嚴重性(Severity)、可見益處(benefits)、求助障礙(barrier)等 [1]。

其中,求助障礙對香港現時的情況尤其相關。求助障礙有很多種,亦因人而異。一些普遍的障礙包括「費用」、「時間」、「方便程度」等。「負面標籤」是另一個常見的求助障礙,它可以對特定群組有較大影響,例如在強調權威和強悍的紀律部隊中,尋求心理服務有機會被視為軟弱無能的表現。有研究指出,青年人的主要求助障礙包括服務提供者的「特質」、「可信性」及「保密度」[2]。現時,香港不少青年人視對方的政治立場為溝通的首要條件。所以,輔導者的政治立場對他們更為重要。另外,不少青年人而至曾參與示威活動的市民,皆認為執法機關有濫捕,甚至越權干預醫療系統的情況。這使他們害怕在心理服務過程中,會因為透露了自己的經歷而惹上官非。而已經有官司在身的,更會害怕在治療過程中透露了對自己不利的內容。以上問題,皆為市民,尤其是青年人,在尋求心理治療服務時添上重重障礙。

公營服務信心危機

在香港,心理治療服務主要由公營機構(包括醫管局、社會福利署、衛生署等)提供。雖然亦存在等候期過長的問題,但市民可以免費或低價取得穩定的心理服務,是多年來政府在精神健康方面投入資源的結果,可算是一項民生德政。

但近半年社會事件引發的心理服務需要,卻主要依賴民間專業團體及非政府組織去應對。例如紅十字會的熱線已處理超過千宗個案,專團良心理政則處理超過五百宗。相反,公營心理服務所接獲的求助數量,卻及不上及這些非官方組織。雖然這現象可有不同成因,但已或多或少能反映上述的求助障礙問題。

義務服務資源危機

當市民抗拒尋求公營服務,現時的義務心理服務將遇上極大挑戰。面對工作量大增和欠缺配套等問題,義務服務的可持續性並不樂觀。例如:紅十字會的熱線在進行初步心理支援後,需要將較嚴重的個案轉介到別處跟進;義務專業團隊也要面對人力及輔導地點不足,而且沒有後勤及跨專業支援等問題。單看「場地是否安全?」和「服務可為期多久?」等問題,當這些基礎條件存在不確定性,便足以影響治療者及受助人的心理狀態和治療效果。長遠來說,這意味著不少市民需轉求收費服務。但當中有多少人會因收費問題而放棄求助?私營服務的供應又是否充足?在現時的社會氣氛下,私營服務提供者又是否能給予受助者足夠的安全感和信心?

政府的責任

如果政府視市民的心理健康為重要民生工作,便應把握機會,盡力挽救市民對公營服務機構的信心,別把前朝的德政浪費。其中,政府必須保障市民在不受任何干預下獲得心理服務的權利、公開釐清心理服務的保密程度與法律上的限制、澄清市民如因政見而遇到不合適對待的反映渠道和權益。儘管這類社會復和工作,在社會公義獲得彰顯之前定必事倍功半。但政府仍應該爭取在這相對政治中立的範疇,重新實踐其服務市民的責任,為修補其施政失誤而引發的人民心理創傷,踏出最基本的一步。

民間專業協作

至於上述提到義務心理服務所面對的問題,只會因時間越長,以及需求上升而變得嚴峻。就此,公民社會及專業團體需要發展出新的服務模式,令服務更具可持續性、減低求助障礙和建立受助者的信心。

首先,心理服務提供者可組織專業交流平台,坦誠分享服務受政治事件影響人士的定位和方向。這既可起專業發展之效,更可以增加服務者的透明度,協助受助人建立信心。另一些可能性是參考黃色經濟圈,讓求助者有參考資料選擇服務。但牽涉政治色彩的標籤(例:黃店診所 / yellow clinic),又是否為專業人員所接受?與專業精神或守則又有否抵觸?如果標籤不涉政治表態,而只是表明開放立場(例:「歡迎社運人士」/ protestors-friendly clinic),又是否可以獲得市民的信任和增加安全感?還是可能適得其反?另一方面,籌募資金開設專為社運人士服務的中心,聘請專業人士在未來數年提供心理健康服務,又是否可行和值得提倡?這些都是值得共同探討的問題。

 

[1] O’connor, P. J., Martin, B., Weeks, C. S., & Ong, L. (2014). Factors that influence young people's mental health help‐seeking behaviour: a study based on the Health Belief Model.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70(11), 2577-2587. 
[2] Gulliver, A., Griffiths, K. M., & Christensen, H. (2010). Perceived barriers and facilitators to mental health help-seeking in young people: a systematic review. BMC psychiatry, 10(1), 113.

作者自我簡介:香港人 / 心理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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