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片,來源:Steven Wei @ Unsplash

高地價的元凶 — 論香港政府的國師芝加哥學派(六十八)

有傳北京要求香港地產商協助解決房屋問題,地產建設商會對於發展商被指囤地,表示不滿。該會執委會主席梁志堅稱,不少農地是發展商早年購入,只因政府官僚才難以發展,故有需要改變制度以加快土地供應。這方面與林鄭取態一致。林鄭上月在公開場合透露,政府會加快建屋速度,盡量壓縮規劃和收地程序,以多管齊下方式增加土地供應,包括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私人土地、推出土地共享先導計劃、舊區重建等。

但香港的深層次問題,真的只是土地供應不足,只是管僚主義和規劃程序太繁複之過?

三年前,市建局前行政總監譚小瑩在一個論壇上分享經驗:在「公私合營」過程中,小地主的利益往往被犧牲。由於有能力提出發展大計者,必是擁有眾多土地和資金的大地主或財團,政府角色被動,而且為了配合發展計劃,鋪橋搭路搞基建,就會用收地條例向關連地段的小地主開刀,變相幫大地主掃除障礙。至於地產商怎樣搵政府老襯,可參考本土研究社的〈香港地產商十大高危「壟斷行為」〉,以及林超英的〈地產商比較願意配合政府政策,尤其是「土地共享」?〉

集團式帶風向,大合唱

若有留意近日輿論,會發現不少報道及專家學者的評論,把香港房屋問題歸咎於「審批與改劃程序緩慢、繁瑣」,極力否認地產商要為此負責,並暗示「鬥地主」會危害經濟。有經濟學者甚至認為樓市規劃嚴格,導致樓價水平遠遠拋離建築成本,中間的差距,稱為「規劃稅」。所以,高樓價問題,罪魁禍首並非地產霸權,而是環評或城規會等阻頭阻勢的關卡。但明明困擾香港多年的問題,大家很清楚跟地產商竭澤而漁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就是買個麵包十蚊雞,當中有一大部分進貢給地主。妳/你胼手胝足地工作,只能僅堪糊口 — 在主流經濟學者口中,這些人沒努力增值,欠競爭力,是咎由自取的。經濟學者深信市場力量,視樓奴結構下的荒謬現象若等閒。結果,市場調節了多年,調到經濟民生病入膏肓,他們又改變講法,歸咎於甚麼「規劃稅」,其實是兜個圈,要求進一步廢除規管 — 理由是會減低「規劃稅」— 跟王于漸、雷鼎鳴等港府國師所鼓吹的教條思想一樣,錯的永遠是市場有太多規管,而非巿場中不受制衡的巨無霸。

不是要歌頌規管,決策要視乎背後的理念和成效得失,環評及城規會等土地用途限制,便背負著對社會健全發展相當重要的價值。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曾國平在〈無限與有限的兩種世界觀〉中說:「現實是我們要在好壞之間作取捨,沒有一個皆大歡喜人人滿意的答案。」相信只有極少數人,在任何情況下都反對拆樓或開發郊野,但是否真的需要這樣做,或要怎樣破壞性創造,須實實在在研究過和衡量過才有定論。主流經濟學者卻好像不明白這個簡單道理,近乎本能反應,認定港人住屋難乃供應短缺之故,跟地產商很合拍,很啱 channel。

總之,各種環保及保育條例都是造地的最大障礙,除之而後快。本應要討論不同發展的可能性孰優孰劣,如何取捨,又有沒有龐大利益集團暗中操盤,有的話,該如何應付,才最有益於社會大眾;現在把公眾視線轉移至「規劃霸權」、「規劃壟斷」,客觀效果上,只會令部分市民減少留意地產商濫權、囤積居奇,減少留意土地公義的問題:究竟地產商有幾多關連公司囤了地和暗中造市?政/商/學界中人有幾多潛在或延後利益牽涉其中?新界有幾多霸地僭建、先破壞後申請發展的個案?非法傾倒建築廢料、神秘山火的幕後主腦是誰?垃圾山的最大得益者又是誰?……

房屋建設不離社區經濟

在主流經濟學者口中,市場運作沒問題,毋須處理壟斷性、系統性的權力,地產商只是其中一分子,並非甚麼地產霸權。只要解除各種制度枷鎖,任地產商輕易改建工廈,改劃農地,香港房屋供應問題便有望解決。一起大合奏、主張拆牆鬆綁的專家學者,總是引導市民從地產商(連中央都放在次要位置)的角度出發。他們不會重提環保發水樓及納米樓怎樣會出現,不會重提林鄭做發展局局長時降低強拍門檻及推行活化工廈計劃,到底帶來甚麼變化,誰獲益最多。他們亦不會重提北角邨、黃竹坑邨等多條屋村、觀塘市中心,以至港台教育電視中心在重建後,為何都是變換成豪宅。房屋供應增加了,大地產商的暴利增加了,經濟發展欣欣向榮了,但市民整體的處境和生活質素改善了多少?又有幾多具生命力的小社區被摧毀,當中有幾多與舊區相濡以沫的小生意人或打工仔女,飯碗被打破?

這些問題不單關乎社會與程序公義。帶方向的專家學者,頭上有光環,其言論會導致社會和政府錯誤理解問題的根源及來龍去脈,對症下藥固然不可能,若盲目跟從,更有抱薪救火的反效。幫不到苦主屬其次,還製造額外的麻煩,損害社會穩定。

過度金融化的全方位禍害

聯合國在 2017 年發表一份「住房金融化」問題報告,力言全球性資本近年湧入各地城市,大大推高樓價及租金,跟中產、基層的負擔能力脫節。樓房市場亦因而出現結構性變化:住房被當作商品,被當作金融交易的抵押品或工具,被當作積累財富的手段。2014 年至 2020 年的聯合國適足住房權問題特別報告員 Leilani Farha,稱之為 financialisation of housing。房屋金融化對香港造成的危害和社會成本特別重,使貧富懸殊的程度在發達地區中稱冠(註一)。

究其原因,在於香港各界深信,作為資本的自由港,越少管制越好。誰知金融海嘯後,全球量寬,資金泛濫,炒起各種物業,政府卻沒有及時制定對策,大地主賺到盤滿缽盤之餘,平民百姓便要繳付超高的「地產稅」,百上加斤。何以政府不像溫哥華那樣向空置房屋徵稅,再用稅收來支援低收入家庭呢?香港的輿論領袖 — 包括過去的主流民主派 — 向來反對財富再分配。他們會說經濟學界 — 由大宗師佛利民到香港的王于漸、雷鼎鳴 — 已證實干預市場行為會好心做壞事(註二),加稅更加要不得,會削弱競爭力,嚇跑外資。政府翹起兩手,對大地產商當然有利無弊,空置稅在香港至今便只聞樓梯響。

說實話,房屋金融化也不是沒有好處,尤其處於樓市上升軌,未供完樓者,不單感受不到負債壓力,更享受到財富日增的實質和心理好處。但世上沒有免費午餐,資產增值遊戲的本質,是不斷碌卡,要下一代找數 — 碌卡買回來的磚頭,再買出去,有錢賺自己便袋袋平安。但金融創富,可一下子蒸發掉,其實就反映無限量寬加上槓杆效應使經濟發展大大變質,人民的財富有很大一個部分是數字遊戲,紙上富貴的穩定性存疑。經濟的餅靠槓桿越做越大,投入炒賣市場的資金便越來越多,金融發展跟實體經濟也就越來越脫節,造成產業空洞化,甚至反過來扼殺民生事業 — 但在經濟學者口中的「市場活動」中,這種種扭曲經濟的投機取巧事兒,都被合理化,甚至戴上高增值的光環。金融海嘯之下,華爾街大鱷的所作所為,如果嫌太久遠,我們可看看香港的例子 — 領展。玩財技玩到出神入化的領展 CEO 王國龍已變身地產大亨,一班高層和基金經理亦豬籠入水,而大量用心經營的小商戶就慘成犧牲品(詳情可參考林超英的〈出售公共資產損害民生 — 領展案例〉)。到底領展為社會,為市民創造了甚麼美好價值呢?前領展高層、港大首席副校王于漸從來沒有回應過。

當金融和地產業造成結構性壟斷,有如經濟黑洞,不斷吞噬中小微企的盈利和生計,政府卻不施行針對性的變革,在路徑依賴下,貿然搞產業多元化,只會凍過水。土地奇貨可居,根本會助長囤積和掠奪性經濟行為。土地需求不斷增加,政府對囤地行為(經濟學者美其名為「土地儲備」)又眼開眼閉,壓力便轉移向那些真真正正運用土地做勞動、做實事的人身上。最近有大批廠廈的小租戶被迫遷,他們和市建局、領展的苦主一樣,是最腳踏實地工作的人,但亦最任由宰割。荒謬的是,僅餘的工業生產戶逐一被消滅,另一邊廂,主流經濟學者、所謂智庫和建制派的人物,又大力遊說政府搞再工業化。看看數碼港和科學園,便知道這種披著華麗外衣的開發工程,很大機會又是讓發展商割韭菜。

 

(註一)《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提,曾經用一條數學公式「r > g」,展示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矛盾,指出資本回報率(r)增長,大多時間比經濟增長率(g)高,結果導致貧者愈貧、富者愈富。過去十多年後金融海嘯的生活經驗,使香港人對他的這番見解特別有共鳴。

(註二)別說加稅,只是最低工資這樣基本的扶貧措施,都被主流經濟學者形容為洪水猛獸,說甚麼會扭曲自由市場、提高失業率、等同「大鑊飯」和「富社會主義色彩」。詳情可參考前嶺大教授許寶強文章〈對最低工資評論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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