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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經濟、政治消費和黃色生活

2020/1/20 — 21:03

過去一個多月,「黃色經濟圈」引發了不少討論,官員和建制人士紛紛作出批評,說它扭曲市場運作、破壞經濟、撕裂社會,又或說它不能持久。對很多運動支持者來說,建制高調批評,反而印證了黃色經濟圈的潛力。

建立黃色經濟圈可以涉及很多工作,但對普通市民和消費者來說,參與黃色經濟圈,主要就是支持「黃店」和罷買「藍店」,即根據自己的政治立場和價值理念選擇幫襯哪些商家和不幫襯哪些商家,它們不外乎是政治學者口中政治消費主義(political consumerism)的兩個組成部分,buycott 和 boycott。

「責任型公民」與「介入型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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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消費主義在不同國家和時期有不同體現,也可扣連不同的意識形態和社會運動。在過去十幾年的歐美社會,政治消費主義經常跟公民概念的轉變連結起來。根據 Russell Dalton 等政治學者的說法,西方民主社會裏的公民概念傳統上以責任為基礎,即公民需要承擔參與公共事務的責任,而參與以投票等制度內的渠道為中心。不過,在過去二三十年,年輕一代對社會現狀和建制更具批判性,很多人仍然認為需要參與公共事務,但政治參與不再強調對正規制度的責任,而是強調個人表達和社群建設,人們更積極地以制度外的方法參與到社區事務中,Russell Dalton 將此稱為「介入型公民」(engaged citizenship)。

在這個背景下,一些政治學研究把政治消費主義,尤其是 buycott,視為介入型公民理念的體現。例如美國學者 Copeland 在 2014 年發表的一個調查研究就發現,多進行 buycott 的美國人,的確更強調介入型公民的理念,以及較不強調責任型公民的理念(杯葛行為則跟公民理念沒有關係)。另外,由於年輕人被視為較傾向介入型公民理念,很多學者也特別關注年輕人對政治消費主義的態度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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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對「黃圈」施壓評估較低ㅤ但更投入參與

在香港,過往也有一些可被歸類為政治消費主義的倡議,例如約 5 年前雨傘運動期間,不少運動支持者提倡支持小店,又例如關注公平貿易的團體所提倡的良心消費,但這些倡議未算引起很大的迴響。反修例運動會否成為政治消費主義正式在香港冒起的契機?這固然不是當下能回答的問題,不過,關於人們怎樣看待黃色經濟圈,筆者可以提出從遊行調查數據中所得的觀察。

筆者和幾位學界朋友組成的團隊在元旦遊行進行了新一次現場調查,共訪問了 1,306 名遊行參與者,調查問他們有幾經常「刻意光顧支持示威者或支持這場運動的商戶」,結果 35.9% 稱自己經常這樣做,35.2% 稱自己頗多這樣做,兩者合共 71.1%,比去年 12 月 8 日民陣遊行調查中所得的 67.2% 稍高一點。調查也問他們有幾經常「刻意避免光顧中資及曾經表態反對這場運動的商戶」,55.7% 稱自己經常這樣做,回答頗多的則有 31.1%,兩者合共 86.8%,跟 12 月 8 日調查所得的 86% 相若。

元旦調查也問受訪者覺得黃色經濟圈對政府及支持政府的人士可以造成多大壓力。政治消費直接針對商戶,達 80.3% 受訪者認為黃色經濟圈可以對支持政府的人造成很大或頗大壓力。認為黃色經濟圈可以對政府構成很大或頗大壓力的受訪者少一點,但也有64.5%。另外,調查詢問受訪者對黃色經濟圈的持續發展有幾樂觀,23.3% 受訪者回答十分樂觀,57.1%回答傾向樂觀,傾向悲觀和十分悲觀的加起來只 2.8%。

附表把受訪者分為 25 歲或以下、26 至 40 歲,以及 41 歲或以上三組,我們發現,年輕人的確更積極進行政治消費,在三個年齡組別中,經常或頗多支持黃店的分別有 76.2%、75.1%、58.7%,經常或頗多杯葛藍店的分別有 91.9%、89.9%、75.6%。年輕人也對黃色經濟圈的持續發展更為樂觀。不過,最年輕的一群對黃色經濟圈可以造成的壓力並沒有最高的評估。三個組別中,認為黃色經濟圈可以對政府造成頗大或很大壓力的分別有 60.9%、69.4%、65.2%,認為可以對支持政府的人造成頗大或很大壓力的分別有 76.8%、86.5%、79.6%。

不同年齡遊行人士看黃色經濟圈
事項/看法25 歲或以下26 40 41 歲或以上
經常或頗多支持黃店76.2%75.1%58.7%
經常或頗多杯葛藍店91.9%89.9%75.6%
黃色經濟圈的持續發展感到樂觀84.6%82.2%71.8%
黃色經濟圈可以對政府造成頗大或很大壓力60.9%69.4%65.2%
黃色經濟圈可以對支持政府的人造成頗大或很大壓力76.8%86.5%79.6%

「成人」視為策略重要一環ㅤ年輕人或獨立看待

最年輕的受訪者對黃色經濟圈能造成的壓力其實有最低的評估,為什麼他們又會對黃色經濟圈的持續發展更為樂觀,自己又更投入參與?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再看政治消費行為跟其他態度的關係。為簡化分析,筆者把 26 至 40 歲以及 41 歲或以上的受訪者再結合為「成年人」組別。在成年人中,愈同意「攬炒論」、愈感到與前線勇武抗爭者的團結、愈對前線抗爭者感到歉疚,以及愈傾向覺得運動需要行動升級的,會愈多參與支持黃店,同時亦愈多參與罷買藍店。但對最年輕的遊行人士而言,是否同意攬炒,是否感到與前線的團結、是否對前線感到歉疚,以及是否傾向行動升級,都跟有沒有罷買藍店無關。另外,是否傾向行動升級,也跟有沒有積極支持黃店無顯著關係。愈多參與支持黃店的年輕人,會愈同意攬炒論、愈感到與前線的團結和對前線的歉疚,但這些變項之間的關係在年輕人中是較弱的。

把這些結果統合起來,筆者的詮釋是,「成年人」對黃色經濟圈的理解,集中在以購買力給予政府及政府支持者壓力,是一種「和理非」為配合勇武而做的升級行動,是運動策略重要一環,也可以扣連着「大不了兩敗俱傷」的想法。對年輕人來說,雖然不能說他們沒有這種施加經濟壓力的想法,但相對而言,他們較有可能把支持黃店獨立出來看待,以及較少把支持黃店放在運動升級的框架中去考慮。所以,他們縱使對黃色經濟圈能構成的壓力有較低評估,但卻更積極投入其中。

愈年輕者ㅤ似愈重視通過「黃圈」建構生活世界

如果政治消費不是純粹為了給予對方壓力或「懲罰」,那是為了什麼?那就很可能涉及文章開首時討論的,介入型公民對個人表達和社區建設的重視了。入一間餐廳,不止是食飯而已,跟什麼人互動,聽到別人說什麼話、看到什麼媒體播放什麼信息,就是把自己放到一個什麼樣的生活世界中,黃色經濟圈,也就是一個黃色生活圈,而愈年輕的運動參與者,似乎愈重視通過黃色經濟圈來建構生活世界。

 

原刊於《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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