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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緯汶之亂 — 為甚麼戀童都有人沉默或轉移視線?論意識形態的威力

2020/11/19 — 9:32

圖片來源:龍緯汶 facebook

圖片來源:龍緯汶 facebook

其實多年前我在 facebook 上就有加龍緯汶。去年他被捕之前,早已看過一些他上載的童女合照。龍緯汶被捕的時候,香港示威新聞最多,一般人似乎無從消化;界別內則多數噤聲,突然「無罪推定」起來,跟 metoo 話題「先相信女人」的取態完全不一樣。

當時甚至有個別左翼人士應聲撲出,說無證無據不要亂說;或者退後一步,支援者性侵受助人當然不對,但是要擴闊大家對戀童的想像,然後又說起激進性解放論述,甚麼兒童性主權性自主;「跨年戀」被妖魔化;社會對戀童需要更多聲音云云,不要散播「戀童恐慌」。

進步的末端 — 對戀童也要「更多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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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想以前看到龍緯汶和南亞女童的親密合照,內心是有一刻覺得異樣,但手指一掃又過去了。大概這便是說明,社會和我們不是對戀童問題太過恐慌,不是太過不恐慌,而是太過欠缺敏度感。如果我們任何一個人早一點介入,也許這件事就會早點完結。

對龍的事情,為何會有這種怪論?因為我們的社會是一個解構浪潮下的產物。在古代,沒有「兒童」這個概念。以前中國人也是十幾歲就結婚,很多南亞中東地區則盛行童婚 — 怪叔叔與女童的組合。後來大家將某個年齡之下的人類,定義為「兒童」,認為他們需要有特殊需求和保護。鐘擺了一次,後來鐘又往回擺。戰後「人權」概念高唱入雲,大人開始覺得「兒童」需要更多人權、更多自主。論述慢慢又將「兒童」的特殊性瓦解,例如兒童也要有性權 — 為甚麼你們說兒童就沒有自主能力?為甚麼兒童不能真心誠意覺得喜歡那個怪叔叔?弔詭的鐘擺就是如此,「兒童」概念一開始是以「人權」的觀念設定,但在近代又因為「人權」的觀念而遭到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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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童鼓吹者的論述進路

戀童亦然,在前現代社會,一開始並沒有成為一個獨立和生死相關的概念。中國的文人雅士就有一個系統化的戀童習俗,視為一個社會時尚。因為某些時代,政府提出了公務員不能嫖女娼,於是京城的妓寨就換上年輕男子,穿女裝應客。這個時候究竟是尤如監獄的「境遇性同性戀」、真正的同性戀,還是童戀,似乎很難分別;

日本的武士階級就充滿童戀味道,既是同袍和保鑣,也發展出性色關係;年紀輕的小姓長大之後,就可能離開主人自立門戶。到了德川幕府的中後期,才有地方政府開始取締「眾道」,甚至設置死刑。不管是中國還是日本,各種異樣的情色關係,跟男人和女人傳宗接代、組織家庭的社會建制,楚河漢界,平行發展。到了現代,很多事情都開始「罪行化」,包括戀童。於是又有一班人會爭取各種事情的除罪化,包括戀童。

美國在 70 年代就有人成立爭取戀童合法化的組織,叫做「北美男人男童戀愛協會」(The North American Man/Boy Love Association, NAMBLA)。該會主張,任何年齡的人都有性自主權利(Sexual freeom for all),要求除去性行為年齡限制法律,並高喊「釋放戀童犯」。他們的論述進路是將人權概念無限擴展,創造出「兒童性自主」的講法,因此他們和男童性交也就屬於合意和有共識。NAMBLA 除了自身很想實踐戀童的男人之外,也有一些普通外圍人支持,可想而知他們也被「人權至上」的講法說服了。

NAMBLA 也曾經有意識地將自己捲入北美的同志運動以增取更加支持,他們認為,男童愛和同性戀其實都是一樣備受剝削,都應該有一樣人權:正如同性戀,戀童都是一種「性傾向」,應該受包容。很快的,同志運動的組織也開始割席,而 NAMBLA 則反駁戀童人爭取人權,都是同性戀運動一部份。雙方爆發口水戰。NAMBLA 本來是「國際男女同性戀聯合會」(ILGA)的會員組織之一,後來 ILGA 在聯合國得到了諮詢機構地位,這使 NAMBLA 也等於跟聯合國官方有了關係。於是當年有共和黨人提案,要美國不交聯合國會費,直至聯合國和 NAMBLA 沒有關係為止。ILGA 後來也投票將 NAMBLA 逐出組織。

從歷史可見,戀童者組織起來,並且利用人權、進步思潮來爭取自己性剝削兒童的權利,有悠久歷史。而極端的進步主義者又會傻傻的被吸引過去,用中國話來說就是左翼較容易被戀童者「忽悠」。

兒童青少年是不是完全沒有自主能力?一定會有自主力和心智的千萬種高低;但最有趣的是,你永遠只見大人幫兒童爭取性權,這代表了似乎是某些大人希望兒童有性自主,而遠多於兒童自己本身覺得有需要。

遍地遊行 尋找可以吞吃的羊

而聯合國又是甚麼東西呢?其實以提倡人權為宗旨而成立的聯合國,可能也是「性剝削是人權」的散播源頭之一。「性權」就被定義為兒童人權的一部份。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近年就有一個重量級領袖 Peter Newell 被發現曾性剝削兒童,他承認在 1960 年代曾五度性侵一個 16 歲以下的兒童。更妙的是,Peter Newell 本身就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出版的《兒童的權利》(Rights of Child)的作者之一。

聯合國的維和部隊、各種知名的慈善機構,在世界上的人間地獄執行慈善和維和任務時,近年終於出現有人用物資換小孩、高層開戀童性愛派對的新聞;真實情況一定嚴重得多,這些新聞可想而知是被淡化的。因為國際組織、慈善組織,與各國政府有關,可能是有合作、或者有撥款關係;這些組織幫國家和政府解決問題,雙方是非神聖同盟。所以香港去年至今出現人道災難,大家發現為甚麼每年伸手向自己拿錢的慈善機構,對香港事情絕口不提,中間便都是這一層利益考慮。

政府又跟傳媒有合作關係,於是政府、慈善、傳媒之間形成的相隱關係,便是用常識和邏輯都可以想到的事情。這都是高層大茶飯,而本地的那些相隱者、沉默者,其實都是實際考慮。龍緯汶是社福機構的人,他本身是輔導者服務者,他服務的對象包括受害女童一家。女童家人據報與他十分相熟,相熟到讓女兒長期跟龍單獨相處。女童的家人究竟是否知情?是否因為需要服務和援助,而放任龍的行為?這些事情抖出來,完全跟慈善組織用物資換性服務一樣。是有組織的剝削、利用弱勢社群的弱勢,其實更加值得關注和憤怒;但有一些人想到的,卻是人們會因此抗拒社工、服務機構,也就是他們的權威和位置會受損。影響 case,就是影響捐款和撥款。道德很重要,但產業鏈更是生死利害。

所以你們總是看到,人權、性權、兒童性自主、瓦解傳統家族觀念,總是一套打出來的拳法。因為普天之下,只有家庭和血親較有可能告訴兒童一些傳統智慧:不要相信隨便陌生人、如果有人觸碰自己某些位置是不正常。由官僚、傳媒、社福產業鏈組成的官僚社會,雖然打著保護弱勢的旗號,但弱勢還是永遠裸命。因為產業鏈和弱勢要保持永遠的依存。你不裸命,我還有甚麼存在價值和操作槓桿?

所以你最後還是會同意,傳統家庭雖然很多問題,但是重要的,因為社會只靠官僚、教育機構操持,弱勢只會更加弱勢。教育是可以改變的,因為他們就像世衛一樣,擁有權威和影響力,說戴口罩沒有證據顯示有助防疫,白人就傻傻的信了。教育傾向鬆動主流的意識形態,方便掠奪者掠奪,加劇「性的貧富懸殊」,甚至令一些保守派相信,全球的統治階級是有計劃有意識地推行性解放,因為這個風潮最後受益的是他們。現在開戀童派對的意識形態阻力,肯定少過「兒童性自主論」未發明出來的那個時代。

龍的 case,是他用機構刺穿了那個弱勢的家庭,用援助買起家庭的保護。在一般情況,如果你是一個戀童犯,你樂於看見兒童管理機構較大控制權的社會,而多於家庭較大控制權的社會。因為你可以混進去社福機構、你可以混進教會、你可以買下機構或成為大金主,但你較不可能混進他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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