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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全家福.2】傘後到散後 當一個美麗的夢破碎 分道揚鑣的西環街坊

    【「2020 全家福」為《立場》年終專題,邀來不同香港家庭、群體拍攝一幀全家福,分享故事,上一篇見此

    2020 年最後一個月,阿超、阿兒、Dinna、三才,四位街坊應記者邀請,聚首在西環正街拍張「全家福」。

    2014 年雨傘運動後,不少人主張散落社區、深耕細作,而西環也算其中最早有街坊自發組織、辦地區報的一區。街坊們搞過導賞團、漂書箱,動員街坊關注區內區外議題。又辦過社區年宵、音樂夜、放映會,舉行的地點就是正街。

    不過因去年「反送中」運動,加上今年疫情,這些自發的社區活動這兩年接近停擺。更甚,相識於傘後、一直是社區中堅分子的四人,其中阿超、阿兒、Dinna 已計劃離港生活,短期內成行,餘下只有 67 歲的三才未有去意。昔日多姿多彩的社區活動,不知日後是否仍有人承辦?

    2018 年元宵,多個西環街坊組織曾在正街舉辦嘉年華。(Photo credit:阿龍)

    四人加起來,住在西環的日子超過一個世紀。離開扎根的地方,準備離開的人,各有顧慮。

    阿超十多年前結婚後才搬到西環,兩個就讀小學的子女在這裡長大。當年六四,阿超太太曾隨家人移民澳洲,九七後回流。二十多年後,一家人再次準備離開。

    太太有澳洲護照,小朋友按法例同樣享有澳籍。香港的社會、教育問題並非這兩年才忽然出現,阿超說,其實家人一直有計劃移民澳洲,但過去感受不到要離去的趕急,今天才頓覺,危機已迫在眉睫。

    阿超自言「賴皮」,雖然去年運動期間,政府一直寸步不讓,但未到非走不可一刻,還想多留一會。「我老婆成日都問,你幾時真係的起心肝走呢?因為佢覺得有兩個小朋友,係無任何懸念、好有決心一定要走。」

    2019 年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大勝,阿超曾有一刻覺得,就算街頭運動失敗,日後仍能在區政層面努力 — 一如 2014 年後的光景。但隨著民政處以各種手段架空區議會,加上《國安法》臨港,阿超自己亦一度惹上官非,幸而最終獲撤銷控罪。他頓覺,2020 年的香港,連關心社區議題也變得不再安全。

    「以前做社區嘢,漂書、回收,其實某程度上都係希望維繫一班街坊,或者去散播一啲民主思考的種子 ... 」

    在今天彷彿被認出「黃絲」就會惹人針對的大環境,阿超坦言恐懼。「個氣氛已經係去到,你再做呢啲嘢都好危險,感覺對方一定會出來搞你。」

    (左起)阿兒,阿超

    「香港已經死咗」

    Dinna 1984 年在加拿大出生,同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父母帶她回流香港,一直住在上環至西營盤一帶,讀書也是在區內。

    現在是兩子之母,下一代未來生活,也成了 Dinna 選擇離開的最主要推力。她說,一家人希望 2021 年內離開香港,但仍未想好目的地,只知道一定要走。

    「我覺得,香港已經死咗,我哋熟悉的香港已經徹徹底底咁完咗。」Dinna 斷言,沒有一絲爭論空間。

    她列舉不少例子:言論自由、法治、昔日優秀警隊、中上環的西餐廳,漸漸被重慶火鍋店取代... 曾經嘗試盡力守護,但事到如今,Dinna 覺得,此城已崩壞得無可挽回,不如離開。

    「如果淨係追求生活安穩,我覺得自己絕對可以留響香港。但我哋算係覺醒咗的人,唔係淨係追求溫飽,而會追求思想上有... 自由咯。」她說,「如果我將呢個意識灌輸比下一代,我唔危險,但佢哋好危險。」

    Dinna 期望,年幼的孩子移民後,就該盡情投入外地的生活,無需再留戀香港,她寄望自己亦如是。

    「我都幾決絕,如果去咗外地,應該唔會再返嚟。」

    Dinna

    張力

    2020 年香港的變化,彷彿標誌一個時代結束。將近七十歲的三才,是四人中唯一未打算離開的人。三才也有子女準備移民,但也勸不動他。

    六十年代在左派學校讀書,三才年輕時經歷過六七、及後加入職工盟,參與工運多年。多年來接觸不少中國大陸以至海外工運團體,運動苦無寸進、反抗者遭報復囚禁的故事,三才多年來聽得多。香港現在的壞境況,他相對上看得雲淡風輕。

    「以前(香港)上街都係三幾百咋嘛,呢家三幾千、三幾萬,運動已經壯大咗好多倍,我覺得有成果嘅,」三才說,「我覺得移民 — 即係棄戰嘅啫。一定要同政權鬥長命...」

    無心的一句話,卻彷彿戳中其他人痛處。

    「我唔係介意失敗,但如果有人因為我做呢樣嘢而坐監,咁點啊?你明唔明啊?」阿兒有點激動,本來尚輕鬆的氣氛,變得稍為緊張,眾無言。

    阿兒也是社區的中堅分子,經歷這兩年後,她正計劃放棄香港的花店生意,跟朋友到台灣開建築公司。但她還未決定,以後會不會再回來香港。

    年輕時在台灣和澳洲讀書,阿兒 2013 年才回港,原因是當年戴耀廷搞佔中商討日,「我就覺得自己要拋棄晒以前的生活,返來香港參加 D-day。」

    雨傘清場後,阿兒未覺灰心,繼續搞大大小小社區工作。但至今年,日復日的打壓、清算,她找不到堅持下去的原因。

    她強調自己不是因為失敗而氣餒,也非恐懼,卻是覺得,在今天香港的公民社會環境,再無自己可著力的位置。

    「我當時(2013年)係覺得,我嘅時候到啦。當時大家有好多唔同意見,傾將來應該點走、件事應該點做... 當時我覺得,我係一個好適合去加入呢件事的人。」

    「但其實到 2019 年,比較直接行動、攻擊的時候,我已經發現自己好唔擅長、可以做嘅嘢好少... 而當呢個階段(運動)都完結之後,我就知道,我已經完全做唔到任何嘢。」

    近半年每天起床看到的新聞,盡是誰誰誰被警方上門拘捕、哪位哪位宣布流亡海外。「每一日我都好嬲,但每一日都無一樣嘢做到,你要.. 你要咁樣對自己到幾耐?我都只不過係一個人...」

    離開香港的原因,阿兒說得直白。「我想試下行開下,過返自己的生活,希望可以開心啲。」

    (左起)三才、Dinna、阿超、阿兒

    上半場完

    阿超、阿兒、Dinna 三人形容離開的原因,是因為香港已沒有空間讓他們參與政治或社區事務。但他們坦言,離開之後,就不會再想香港的事情;人在異鄉,對當地沒有深厚感情,恐怕也不會積極參與社區事。這不是很矛盾嗎?

    「知道自己唔能夠再(在香港)做呢啲嘢,你去到第二個地方做同樣嘅嘢,其實都會好痛苦。」阿超說,對於一個社區的感情,不輕易抹走,即便選擇了離開。

    住過外國十幾年的阿兒,說得舉重若輕,「我知道我會失去啲咩,嗰度唔係你屋企、就唔係你屋企,你永遠都係一個過客 ... 但喺一個唔係屋企嘅地方住,係咪好大問題?又唔係。」

    「我唔會睇到件事好大,香港無咗我,無咩分別嘅啫 — 咁我無咗香港,又有幾大分別? 」她說。分不清是晦氣說話與否。

    明年的今天,阿超、阿兒、Dinna 或已離開香港,定居在不同國家。不過三才說,他還會繼續留在西環,做他的環保組織、大廈法團主席,「做到幾多就幾多,起碼唔好畀佢一片藍、一片紅吖。」

    訪問結束,行經港鐵西營盤站。阿超忽然記得,幾年前港島西延線通車,大夥兒還去通車典禮踩場示威。

    「以前幾撚癲... 」他吃吃地笑。

    阿超說,他們一代就如 — 或事實上就是,這樣的一群香港人:20 幾歲經歷回歸,曾天真地相信《基本法》保障的言論自由、甚至是普選,民主進程緩慢,大概還可以用和平抗爭推一把..

    二十三年過去,夢乍醒,人生日子餘下一半,有兒有女,開始想為自己和家庭打算。

    「我哋的期望,已經落空咗。我哋想做嘅,都已經做過。唯有喺 50 歲、下半場人生再一個新開始。」

    文/梁凱澄
    攝/P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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