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寫】國安法下的在港台生 有人重回自由土壤 有人留下見證歷史

 詠欣(化名)七年前在學測(台灣的公開考試)中取得佳績,獲對岸的香港大學取錄,在異鄉苦讀四年後終順利戴上四方帽。她那時向自己許諾,要在香港拼搏最少五年,再跳到國外,事業有成後,才會回台。那時倔強的她在心裡默想,若畢業就立刻返回家鄉,就等如「輸了」。

今年,香港國際機場充斥著道別的哭喊和擁抱,當中也有詠欣和朋友的身影。八月初,詠欣離開香港,重回自由的台灣,續寫人生下一章。不過,這次別離,她沒有輸了的感覺,倒是鬆了一口氣。

自從 2019 年香港爆發反修例運動,台港關係每下愈況,台灣駐港辦的台籍人員也在近期全數撤離。

面對社會和政治局勢的急劇惡化,近兩年不少在港台人均決定放棄辛苦建立的事業回台。早詠欣一屆的港大台生,本有三十多人畢業後留港發展,到今年只走剩二人。另一方面,同樣在港畢業的台灣人嘉麗(化名),卻決意在最惡劣的時間留港,跟港人同呼同吸。一去一留,她倆如何抉擇?

香港主權移交後的台港官方關係,曾有過一段蜜月期。特別是馬英九在 2008 年上場後,主張維持「台海現狀」和重新強調「九二共識」,兩岸對立減緩,台港政治人物也展開了較頻繁的互訪。港府更在 2011 年決定設立駐台灣經貿文化辦事處,台灣的駐港機構「中華旅行社」亦獲正名為駐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在此背景下,香港的高等院校亦主動向台灣學莘打開大門。2008 年,香港各大專院校開始取錄台灣學生,最初僅招收了不到 20 人。翌年,港大、中大、城大等大學首次到台灣參與大學博覽會招生,並以數百萬港元的獎學金吸引學測狀元報讀。

接下來數年,到香港升學的台生人數連年上揚,到 2014 年,就有過百位台生獲香港的大學取錄,詠欣就是其中之一。

她記得,那時不少台灣尖子都覺得香港大學不僅在亞洲名列前茅,而且對比台灣的大學要國際化得多,配合全英語教學,畢業後要跳出亞洲也較容易,在台的面試場地幾乎擠滿學生。她亦感受到港大十分歡迎台灣人:「他們特地把教授飛來台灣,幫我們面試。」半句廣東話都不懂的詠欣就帶著未知和期盼,在 2014 年年中來港,開展四年的薄扶林生活。

詠欣在港讀書、工作已經七年,但近年社會的低氣壓令她無法再待下去,決定離開回台。

不過,隨著兩岸關係的改變,台港的蜜月期也沒有太長。被中方敵視的民進黨在 2016 年執政,兩年後,陸委會任命盧長水出任駐港辦主任,但港府一直沒有發出簽證,無法履新,要由高銘村代理。

其後港人陳同佳在台涉嫌殺死女友,並在犯案後回港。在移交犯人的問題上,雙方政府不斷互相指摘,至今仍未能成功引渡疑犯到台灣審理。港府亦藉此案進行逃犯條例修訂,最終引發反修例運動。

以香港人身分看反修例運動

這場史無前例的激烈反抗,牽動著每一個香港人,在港台人也難以置身事外。那時詠欣剛畢業一年,找了間以香港為基地的外資公司工作。在港生活了五年,對比初來甫到就碰上的雨傘運動,這次她感到切身得多:「已經是以『我是香港人』,『我在這邊生活』的身分去看這件事情。比較像是說,這個地方受到了很多不公平,所以我很生氣。」

加上民進黨在 2018 年五都選舉中出乎意料慘敗,也敲醒了像詠欣一樣的年輕人,除了內疚於沒有回台投票,也感受到台灣的未來正受中共左右。回看香港,更覺唇亡齒寒,「就覺得必須要更關心這件事」。詠欣指,像她一樣在港的九十後台灣人,幾乎全都或多或少參與到運動中,「有真的去遊行,有些是比較激進的......覺得是自己的事情」。

運動一直燃燒至 2020 年,但面對肺炎疫情和香港警察的強力鎮壓,一切陽光下的抗爭最終都無以為計。隨之而來的,是各方面自由的收緊,全國人大更建立《港區國安法》,規管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令民間一切反對聲音逐漸消失。

在《港區國安法》正式實施前,台灣推出了「援港方案」,向因政治因素而受到安全或自由緊急危害的港人提供援助。新華社和國台辦隨即將矛頭指向台灣,批評執政民進黨是「反中亂港的其中一隻黑手」。直到今年五月,港府亦都跟從北京的論調,突然關閉駐台辦事處,並要求台灣駐港機構人員簽署「一中承諾書」。最終逼使全部駐港經貿文辦的台灣人員在七月中撤離。

兩岸、港台之間的劍拔弩張,詠欣也感受到。她身邊不少港大台生、畢業生,都曾在出入境香港時遇過阻滯:「有個學弟他要去深圳出差,就被警察帶到小黑屋,看他為什麼去遊行,問了一大堆問題。」還有《國安法》實施後的十二月,兩個與她同屆的台生從台灣回港,在入境時卻都同被關起來,扣留查問,還一度被沒收香港身分證。後來詠欣入境香港,都會多帶一部手機供檢查之用,還幸她從未有被扣留的經驗。

「沒救了。」《國安法》立法後,詠欣如此看待這個城市的未來。

詠欣說,像她一樣在港的九十後台灣人,幾乎全都或多或少參與到運動中,「有真的去遊行,有些是比較激進的......覺得是自己的事情」。

至於嘉麗,台港關係轉壞以至《國安法》,對她的影響都同樣重大。

記者最初以簡訊邀約嘉麗訪問,為怕她不熟習廣東話,簡訊全用書面語寫成,豈料她都用廣東話回覆——「冇問題!」、「咁你揀地方?」、「唔係好熟嗰頭」。見面後才知道,雖略帶口音,但嘉麗已講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

在台念大學的嘉麗,最初對香港的認知源自於董啟章的小說,以及影行者的菜園村紀錄片,慢慢累積對這城市的興趣。數年前她決定隻身來港攻讀碩士,畢業後就在當地一間 NGO 工作,關注不同的社會議題,特別是世界各地的人權問題。廣東話也是在這幾年的生活中慢慢學成。

嘉麗指出,由於香港過去一直扮演連接中西的角色,而且不少國際企業總部都在香港,對於亞太地區的 NGO 有個特殊的位置,更容易做倡議或研究。因此她畢業後就決定留港發展,沒想過回台。

在本地 NGO 工作的嘉麗,自覺是香港的一份子,不願在最困難的日子離開。

擺街站見警察即走

可是,在國安法生效後,香港在這方面的特殊優勢已立即失去。不少本地政團、工會或者NGO,為怕觸犯含糊的法例,都決定主動解散,不再向政府表達異議。同時,《國安法》除規管分裂、顛覆國家和恐怖活動罪行,亦訂立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令身為台灣人的嘉麗再增添一重憂慮:「你就會諗,係咪要 politically active、係咪要冒不必要嘅風險呢?因為你有呢個 nationality,台灣同香港嘅關係又比較緊張。」

從前她偶爾會跟不同機構一起,在香港不同地方擺街站,做各種議題倡議或宣傳,甚至到動盪的 2019 年至 2020 年上半年,仍未止息,亦不覺有嚴重風險。

不過,《國安法》實施後,警方對一切敏感議題的街站都嚴陣以待,做現場錄影、抄身分證已是司空見慣,甚至會以防疫限聚令為由,發出罰款告票。嘉麗知道自己不能冒這些風險:「《國安法》後都有擺過一次街站。遠遠見有警察嚟,其他同事可以留低,畀佢抄身分證,但我要即刻走囉.....你唔係呢度嘅人,就有被遣返嘅風險,有 visa 唔批嘅風險。」

如今非政府組織在香港面臨的艱難局面,令她聯想到李明哲事件,害怕同樣的事將來會在香港發生。「如果其他國籍嘅人做咗(犯國安法),就多咗個勾結外國勢力。佢會受政治角力影響,中國都好鍾意玩人質外交嘛。咁呢個咪好唔確定嘅嘢囉,會變成唔係一件好單純嘅案件,牽涉到外交關係,中國政府會想用呢個案件做外交表態。」

社會動盪和惡劣的政治環境,令不少在港台人驚覺,此地不宜久留。詠欣前後數屆的港大台生,大約有三分之二人畢業後會選擇留港發展,但近兩年,不少人都已陸續離港回台。據詠欣所知,2013 年入學的一屆,原本留港三十多人,現已走剩兩人。她認識兩個台生,畢業後原打算留港從事專業工作,但因《國安法》要求公務員宣誓擁護中國和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怕終有日會延伸到他們,唯有離開。

詠欣也在今年五月辭去香港的工作,決定離港。她原本任職的外資公司,早在《國安法》實施後,決定將總部遷離香港,轉到新加坡另立基地。

對於詠欣自己,離開更是為照顧好自己的情緒。

在港大台生的圈子中,詠欣總是扮演著「大家姐」的角色,即使畢業了,還是會關心新來港的師弟妹。香港的社會運動最激烈的時候,詠欣家住西環,附近就是中聯辦,雖然警察總重兵駐守該區,但相對而言區內較平靜。每逢有示威、抗爭,她和其他在港工作的台灣人,會在港大台生的群組中表示,可以向有需要的學弟妹提供庇護的空間。

詠欣還記得前年11月,中大和理大被圍攻時,她家常擠滿關心社會運動的學弟妹或同事。大伙兒呆在電視前,看著新聞直播,吃不下飯,也睡不了覺,不知過了多少次這樣的夜晚,抑鬱的感覺慢慢萌芽。

到 2020 年,香港的自由空氣越見稀薄,詠欣更是覺得窒息。特別是《國安法》生效之後,詠欣幾乎不敢再在網上公開談論 2019 年的抗爭:「以前你很生氣,大家可以談、可以憤怒、大家可以走上街頭。現在是我們不能講,也不能發甚麼東西。那個 depress 積在心裡面,會更糟。」

後來,公司在疫情期間決定全體員工在家工作,她見台灣似乎防疫控制做得不錯,於是決定回老家隔岸工作。她記得一到台北車站,碰上一大堆警察在做宣傳活動,瞬間恐懼感來襲,想逃,定一定神才對自己說:「沒有沒有,這裡是台灣。」

在香港學會怎樣安排自己的生活

隔岸生活,詠欣慢慢就覺得放鬆很多:「回香港好累喔,要花很多錢,又不能出去,大家也都很 down。在台灣好像可以躲避這些事情。」原來的回程票,每個月一改再改。結果在老家一躲就躲了五個月,才重回香港。回港後,詠欣思前想後多時,決定不再逗留在這個抑鬱之城。她最終找到了一份台灣龍頭企業的工作,八月回台隔離後就開始工作。

雖然她可以說走就走,但這絕非容易的決定。在香港生活了近七年的詠欣,曾跟其他港大台生討論過:到底家在哪裡?「我們那時有個很 cliche (老生常談)的講法:我人在哪裡,家就在哪裡。我覺得香港是我真的開始有生活的地方,因為其實以前我在(台)讀書時,生活很固定,早上去讀書,回家後可能去補習、吃個飯,然後就睡覺,沒有太多的自由去說我要甚麼樣的生活。我第一次意識到說:OK,我要怎樣去安排我的生活,我喜歡做甚麼運動,我跟誰出去,這些東西都是在香港塑造的。」

她面對的處境,其實跟機場中趕著移民的香港人沒有想像中相差的遠:「我這陣子在想,回台灣,不是說害怕,是有擔心 — 我不確定我能不能把我在香港的生活模式搬到台灣去。因為我知道我要怎麼樣在香港生活,但我不確定我要怎樣在台灣生活。」

嘉麗承認對於是否留在香港有少許掙扎,但仍抱着見證歷史的心態,不忍心在這個時候離開。

至於嘉麗,過去她全情投入的社會倡議工作,在今天的香港已幾近無出路。在《國安法》生效後,她的父母都勸說她辭工回家:「香港已經失去以前的優勢,沒有自由。香港真的很慘,快要大陸化,你為什麼還留在這裡?」

不過她卻決定留下來,更希望申請做永久居民。她說,比起台灣,她對香港更有歸屬感:「我會覺得(歸屬感)係同你生活經驗有關,(中大副教授) 馬嶽有本書叫做《反抗的共同體》——你喺一個反抗或者抗爭過程中,你先會 identify 到呢群人、或者呢個地方(係屬於自己)。我覺得呢樣嘢係好難得......我從來都唔覺得我係一個外人。」

由去年起,香港各方面倒退得很快,不少港人急著離開,嘉麗卻很珍惜這段時間:「呢兩年係好重要嘅時段,你見到空間不斷收窄,會好劇烈咁變化。我更加覺得,呢兩年如果可以做啲嘢,留低有少少掙扎,咪去試下囉,因為呢個空間以後唔會再有。如果我而家離開香港去第二度,我再返嚟香港就唔同晒架喇,我寧願留低睇佢點死都好啦。我唔想呢個時候離開囉。」

記者:關冠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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