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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cam 中的輔導治療 — 你有心理準備嗎?

2020/4/6 — 19:15

資料圖片,來源:ijeab @ Freep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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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正剛(香港及英國心理學會註册臨床心理學家)】

四十歲王先生患上一種罕見的肌肉退化症,令到他需要長期臥病在床。由於事業受到嚴重打擊,伴侶亦在發病後離他而去,令他情緒跌入憂鬱的深谷。每一次當他要到臨床心理科門診覆診,就意味着他需要坐半天院車遊走幾個地區,在匆匆面見後再花幾個小時回家。而且,在途中往往沒有午飯的安排,亦面對更換成人尿片的困難。

王太太這天與八歲女兒去見臨床心理學家,她感覺很尷尬,因為又未能和先生共同覆診,幫助女兒解決學習及情緒的問題。王先生因為在銀行工作,一般比較難離開工作崗位太長的時間。因此就算他很想參與治療,也往往因未能及時請假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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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的影響下,除了心理治療之外,很多其他醫療康復相關的行業也因疫情的關係,令服務伸延甚至取消。不論是以上的兩個案例,又或是社會性的因素影響,網絡輔導及治療(下統稱治療)究竟能否為相關服務提供一個新的選擇呢?

先談一談外國的經驗。在北美你會很輕易的找到網上心理治療的服務,如「Betterhelp」,「Talkspace」及「Regain」等,只要填入簡單的個人資料及所需的服務,在半個小時內電腦就會為你配對適合的註冊治療師,當日你就會收到治療師的電郵及個人信息。收費模式可以是月費計劃,包括每星期一次視像會議加無限次文字交流。不少保險公司承認網上治療為正式治療的一種,因此相關的保險計劃亦會涵蓋網上治療。就算在中國內地,近年亦已發展出類似的服務,如「簡單心理」在成立短短四五年間已有超過七百名諮詢師為越三十萬人次提供跨省市的綫上心理輔導服務(2018 數據),該公司的治療師認可甚至比正式的官方認證更廣為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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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香港,除了極少數的公共醫療服務如老人科或試點式的基層醫療服務外,數碼醫療幾乎不存在。有關心理的服務多停留在電話熱線方式,用作緊急介入或分流為主。只有個別機構發展出以手機程式的對話輔導系統,如由賽馬會資助的「Open 噏」手機程式,以及中大心理系和新生會共同研發的「心導遊」計劃(包括面談、電話訪談、視像會議)等,後者已有初步臨床實證的成效。

當中的斷層,顯然而見並不是缺乏服務的需求。更可能的原因是缺乏政策上的支援,以及科研發展多着重硬件的研發,追求專利或成為天使基金青睞的獨角獸公司,而忽略了社會最殷切的需要。有因必有果,就算在通訊設備、頻寬、手機已相當成熟的今天,在香港還未有相關的專業團體制定任何網絡治療的專業指引。

網上治療其實並不是接通「FaceTime」這麼簡單。當中涉及的可行性、安全、私隱、成效及個別因素的考慮,使用者及治療師均需要有足夠的理解。

先談可行性。雖然香港是使用智能手機最普及的城市之一,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擁有智能手機及高容量的通話計劃,就算以上兩者俱備,亦未必有足夠私人的空間作網上治療。因此第一步要了解的是,每一個服務使用者的客觀條件,及對新科技的接受程度。另外,服務使用者是否在境內亦很重要。舉例來說,如身在香港的治療師想與在外國留學的香港學生提供服務,該治療師需要同時持有本港及該學生所在地的執業資格。

第二是安全性。在處理情緒不穩的個案時,如何在網絡的另一端可確保服務使用者的人身安全呢?這是最基本亦是最重要的考慮。在不同的指引中比較,最嚴謹的做法,是排除一些特定的服務使用者,例如有自殺傾向以及情緒容易失控衝動的人。但也有比較彈性的指引,如英國心理學會建議應以每個服務使用者的需要及風險作整體考量,不應一刀切排除某類人士 [1]。值得留意指引並不是法定要求,而是屬於建議性質,因此執行上有一定彈性。

去確立網上治療的基本安全性,一般的做法需確保服務使用者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例如在家中或獨立的私人空間,在連線之前治療師先一步獲取服務使用者的緊急聯絡人名稱、關係及聯絡方式。服務使用者亦須事先同意在危急時候使用該緊急聯絡,在外國還須提供該地區的緊急支援服務服務的聯絡電話,以防萬一。

在私隱方面,除了以上提及的私人空間外,任何錄影錄音之前須得到雙方的同意。私隱的考量還包含通訊軟件的私隱設定。一般的守則是數據中心須在境內,並須使用點對點全面加密(end-to-end encryption)的軟件裝備,即除了對話雙方之外,軟件公司在技術上並不能提取對話的視像或語音內容(這意味着就算是法庭也不能向公司提取相關內容作呈堂證供)。因此,有加拿大保險公司明文指出不宜使用「Skype」作治療軟件 [2]。

至於近來迅速興起的軟件「Zoom」,雖因成功的市場策略及簡易的使用介面獲得用家普遍喜愛,但有文章質疑其技術未完全符合點對點加密的要求 [3],以美加為例,可能未符合有關的法例(美: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 [HIPAA];加: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 [PIPA]/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nd Electronic Documents Act [PIPEDA])的規定。香港私隱專員公署亦在近日建議「Zoom」用戶一些對應措施 [4]。

至於成效方面,治療師需清楚知道同樣的治療在網上進行,能否與面對面施行具相約的成效。以目前已知的研究來說,認知行為治療等以視像或面對面模式有差不多的成效 [5]。在腦神經心理評估方面,一些有關語言訊息或記憶的測試,網上或面對面的測試成果相若,但是涉及視覺訊息或記憶的評測則有一定程度上的分別 [6]。因此,服務使用者在接受網上服務之前,應先向治療師或心理學家清楚了解有關服務的成效。

最後第五點是個別因素的考慮,其中包括年齡、網齡、敎育程度、文化背景、以及客觀環境等。一些年齡組別如長者,可能比較傾向使用語音電話,青少年或成人會比較習慣於視像通話。在居住或工作環境較擠迫的地方,尤其在疫症期間,服務使用者可能比較難找到適當的空間。

不論是數碼醫療或本文集中討論的網絡心理治療,在香港能否普及,除了根據服務的需要外,醫生及治療師是否有足夠的意識及準備,服務的機構是否接納服務的革新,專業團體有否制訂相關指引,保險公司是否願意涵蓋相關服務,政府亦是否能在政策上推動甚至立法等等,均是關鍵的因素。香港在數碼醫療及網絡心理治療的發展已遠遠落後別國,疫情當前,業界能否把握這個機會,轉危為機,發展出與時並進的服務形式,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服務,着實需要有心人士認真反思。

 

作者自我簡介:香港及英國心理學會註册臨床心理學家、香港及英國心理學會副院士、香港中文大學及倫敦大學雙碩士。現為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心理學(腦神經科學)博士候選人

參考資料:
[1] Guidance for psychological professionals during COVID-19 panemdic (28.3.2020)
[2] COVID-19 Virtual healthcare services - ensuring continuity of care (19.3.2020) 
[3] Zoom Meetings Aren’t End-to-End Encrypted, Despite Misleading Marketing (31.3.2020) ;Elon Musk's SpaceX bans Zoom over privacy concerns -memo (1.4.2020)
[4]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有關 Zoom 的資料保安事故新聞稿 (1.4.2020)
[5] Andersson, G. (2016). Internal-delivered psychological treatment.Annual Reviews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2, 157-179.
[6] Brearly, T.W., et al. (2017). Neuropsychological test administration by videoconferenc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Neuropsychological Review, 27, 174-186.

其他指引: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3). Guidelines for the Practice of Telepsychology (Joint Task Force with ASPPB & APAIT). 
American Telemedicine Association (2017).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Telemental Health With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British Columbia Association of Clinical Counselors (2020). Remote counseling tools: A decision-making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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